文艺复兴：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才之盛，被喻为群星灿烂。作者认为这是欧洲由衰及兴的一个转折点，那些人文主义者大智大勇，他们弗趋荣利，乐居山林，在危难之时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探讨欧洲文艺复兴对于我们当前建设文化强国、深入思考文化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文明的演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理论

    文艺复兴，如果从但丁算起，是一场连续350年的文化复兴运动（1300－1650年）。这场运动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如何通过振兴文化来促进社会和谐，进而促使欧洲由衰及兴，过渡到现代社会的。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元论，认为文明是内聚的、内部高度一致的、无差别的，同时具有类似于国家的行动实力。世界上存在着诸多文明，由此产生出“文明的冲突”，导致了冷战后世界政治斗争新模式。尽管承认世界上同时存在着各种文明，亨廷顿还是暗示西方文明的普世、完美性，以为根植于西方理性发展，会不断将世界其他部分整合进来。与此相对立的则是彼得·卡赞斯坦, 这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认为世界诸文明是全球文化共同体背景下的多元化。他指出：“各个文明镶嵌在一个全球文化共同体之中，文明有其内在的多元性。” 

    我认为，上述论争中比较合理的是卡赞斯坦的多元论。亨廷顿的理论在强调西方文明的完美性上走得太远，容易为超级大国借口文化优胜控制世界提供理论依据。相反，卡赞斯坦所认为的诸文明在内部是多元的观点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而全球文化共同体下的多元共存则是一种比较可以接受的理论。这种多元性的提法与尊重各种文明的特点、个性，在此基础上发展现代文明的进程相协调。

    在我所研究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三个领域里，近三十年来，国际上主要产生了四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当代史学巨匠、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鲍斯曼在2000年出版了《文艺复兴的衰弱》一书，认为推动文艺复兴的是一对自由与秩序组成的范畴。例如：时间的自由、空间的自由、文化的自由与时间的秩序、空间的秩序、文化的秩序相对应，突显出文艺复兴发展的历程。他认为：正如有光明就会有影子一样，人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秩序把成果加以固定，由此完成旧传统向新文明的转化。

    鲍斯曼还出版了《加尔文：一幅16世纪的肖像》（1988）一书，指出加尔文不仅是一位刻板的法律学家，同时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信奉着人间天国的理论并着手进行社会改革。这样，就突破了学术界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加以对立的传统，把两场运动在一个更为深刻的背景中连接起来，找到了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共性。鲍斯曼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研究文艺复兴还是研究宗教改革，必须坚持对立统一的方法论。只有这样，事物的整体进步才能凸显，事物进化的复杂模式才能显露。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布瑞克是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的世界级领军人物。在《1525年革命: 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一书中，他提出近代欧洲政治的特点之一是民众参与政治，因此必须重视普通人的作用。他认为，这种政治是普通人通过公社、议会、共和国三个步骤自下而上推动的，明显有别于只强调君主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建立近代国家的历史解释。因此，布瑞克要阐明的是“普通人革命”这一观念，以此对近代政治进行了重新解释：寻求政治的民主化、寻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共同利益”。这一分析把建立近代政治的主要动力放在寻常百姓的行动之中，民众的意愿，成为衡量政治是否近代化的主要标杆。

    上述研究成果赋予人们过渡时期文化转变的全新图像，而澳大利亚学者斯克布瑞尼却力图在文化理论上有所创新。在《为了普通人民的缘故》一书中，他提出:把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分裂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实为不妥。在该时，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互补性，甚至可以认为是同一种文化延伸出来的两种表述方式。因此，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这两种文化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影响，有时甚至能够互相置换。例如：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或在举行弥撒的时候，无疑采用的是精英文化或官方仪式；但在谈到奇迹的时候，往往又会穿插许多听众熟悉的故事，这时所采用的就是大众文化。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宣传画里，充满着民众语言。例如：尽管在文本材料中新教领袖坚决否定圣徒和偶像崇拜，但在图像材料中马丁·路德却被画成了头上有光环的圣徒，而他自己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把文本材料定性为精英文化，认为宗教改革只是一些知识精英的事情，这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我认为，上述四项重要成果尽管在研究领域上存在显著差异，但都注重突显民众的作用，并且在方法论上注重对立统一，意味着一种视合力、共赢为社会发展模式的文化理论在呼之欲出。在这些新颖的解释体系中，自由与秩序、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王朝战争和人民革命、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不再水火不容，而是变得对立统一，文化间可以进行多样性运作的政治组合，正好反映出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

    文化强国：人文主义者的发现和行动

    或远或近的文艺复兴史研究，都驳斥了文艺复兴是意大利丰裕社会孕育出来的文艺花朵的传统说法。1350年前后，欧洲遭遇了封建制度瓦解和黑死病肆虐的双重打击，出现了秩序崩溃、道德沦丧、积贫积弱、愚昧无知等种种“封建主义总危机”的症候，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觉醒，并被赋予了阻遏欧洲衰败的时代使命。按照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早期人文主义者的说法，人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生不如死”的危机时期，只有奋起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要和平不要战争，要丰裕不要饥饿，要美德不要腐败，要文化不要愚昧，要秩序不要紊乱”的奋斗目标；同时，他们也对中世纪甚至古代的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或审视。毫无疑问，欧洲的衰败正是爆发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原因。

    人文主义者的第一个发现，是中世纪文化的不完善性，存在着知识不确定、不实用、不够用的缺陷。由于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主要由职业人士和神职人员构成，因此，他们运用的是经验而不是实验、研究的是彼岸的学问而不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知识相当零碎，不足以承担起关键时刻驯服危机的使命。如何建立起科学、实用的知识体系，并且根据社会的需要把知识转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进而，人文主义者发现导致政治秩序紊乱的原因在于封建政权与民意对立，而城邦内部的贫富分化又削弱了城市共同体的基础。为此，他们努力创建自由公民共和国，或在君主政体下加重民众参与政治的比例。马基雅维里区分了伦理学和政治学，提出君主世袭制与真正共和政治水火不容的政治观。一种熔人文主义和近代政治于一炉的近代政治模式脱颖而出，反映了一种政治新秩序正在意大利诞生。

    在文化方面，人文主义者复兴了优秀的古典文化传统，尤其是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瑰宝——政治、文学、修辞、自然科学、艺术和美学中汲取营养。在此基础上他们努力创新，实现了从人文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神学意识形态瓦解了，新式的近代教育兴起，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被发现了。通过不同方式，人的能力开始抵抗命运，“知识就是力量”的大旗飘扬，科学的时代来临了。

    结论：文化推动现代文明腾飞的策略

    如果我们将文艺复兴视为运用先进文化推动欧洲由衰及兴的成功范例的话，那么，它馈赠给我们的最佳礼物就是先进文化推动现代文明腾飞的策略和方式。如果说文艺复兴之前意大利文化落后于法国文化（彼得拉克的父亲曾把彼得拉克送到法国南部的大学就读）的话，那么，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已经成为近代欧洲文明的第一个产儿，并且成为欧洲先进文化的发源地。我认为，意大利的文化与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发展互动，正是这种策略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在意大利人本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天赋人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之间，我们也能看到一种逐渐递进的发展关系。

    意大利文艺复兴可以视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发展进程。起初，人文主义不过是对古典文献进行考订的一个学科，结果却导致了对人类属性的重新界定——人不是罪者，而是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万物之灵。这样，人文主义转变为人本主义，人通过知识获得新生，对当时的世界而言，这些都被相互嵌套在同一个现代文明的发展之中。

    首先，人文主义意味着建设“为民服务”的学科，通过教育，让知识适合现代文明的需求。学科建设包含着对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科研究。用当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基础研究。但是，这套基础研究的学科设置和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新人和创造和谐社会，即通过文化和知识的主导权来行使科学的权力，让人对美丽和先进的事物习以为常。

    其次，是把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转化到应用层面，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藉此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并且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证明：文化能够强国，知识是推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力量。

    第三，是文化和科学精神进入到决策层面，促进政府为民执政，体现政治决策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这又为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帮助意大利由衰及兴，较早地过渡到现代社会。

    上述的文化强国经验值得借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决策研究都需要提升文化，同时，必需在这三者之间建立互动机制。对中国而言，真正要使文化建设提高到与中国大国相称的地位，新一代人才的国际视野与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简言之，我们应当投入到当前文化强国的工作中去，很好地把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我们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腾飞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