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关乎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秩序、社会和谐与发展空间，而且关乎中华文明对“今日世界”的贡献，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不仅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而且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从根本上说，不但具有“自利”的意义，能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接续原创推力，也可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中国价值理念与经验，对人类当代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包蕴万千、气象宏大，人文、科学、审美三足鼎立。其中，传统伦理范畴的创造性转换、东方科学思想的普世性阐发、情感体认机制的美学观照，应是最重要的三大内容建设。

    中国传统伦理范畴的创造性转换

    中国传统伦理范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范畴所代表的人生哲学和道德深入人心，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国传统伦理范畴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式的深刻蜕变，但传统伦理范畴所标示的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伦理信仰体系仍然奠基着中国文化之本位。

    目前，包括传统伦理范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正经历着更加深刻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洗礼，如何评判传统伦理范畴的价值，关联着如何体认民族精神、如何保持中华文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等重大问题，因而，其紧迫性与重要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相应地，对该问题作浅层分析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肯定中国传统伦理范畴的积极因素，弘扬民族精神和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立场，也不应仅是一种情感认知或自发的信仰，而应该是经过严密学术考察，有着充分学理依据的理性论断。例如，中国传统伦理范畴体现的道德趋向和价值观念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都有所反映，需要深思的问题是中国人特意强调了哪些范畴，又在哪些观念上比较淡漠或存在缺失。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提供更为切实的内容。又如，二十世纪的文化思潮呈现为对中国传统伦理范畴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走势。“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伦理范畴的批判究竟是断裂了中华文明的根脉，还是中国传统范畴获得新生的必经阶段？历史可以证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同中国传统伦理的创造性“结合”，曾经取得过极大的成功，其所造就的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对当下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容建设”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最近30年，传统伦理范畴的“创造性转换”十分明显，如对“忠”、“孝”的理解，已经剔除了其中曾经蕴涵的绝对维护君权、父权的内容而保留了其中可以超越时代的价值观念。以“忠”为例，不但彻底剔除了所谓不分“昏君”、“明君”的“愚忠”，也过滤掉了对杰出领袖和时代伟人的个人崇拜，“忠”已转换为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比较纯粹的责任意识。这种更新过滤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由大众无意识中完成的历史过程，而将这种大众无意识中完成的过滤加以创造性萃取，正是当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最重要的还是中西价值范畴的比对与互补。一方面，“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既是中国传统伦理范畴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简约表达；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作为西方价值理念的简约表达，同样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可以比较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等，所强调的是作为社会成员本身的责任，而“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强调的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权益。正是这种“批判性的表达形式”，持续地“刺激”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的监督。这样一种“批判性的激活机能”，无疑是中国传统伦理范畴转换更新时应予参照的重要内容。但同样需要深思的是，当西方的这种“批判性的表达”放之四海时，就往往演变为对国际秩序的粗暴践踏，演变为对其他国家、民族、人民的压迫和掠夺，这其中不但毫无“仁义”可言，而且会制造出更大的“不自由”、“不民主”、“不正义”、“不公平”。

    总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伦理与价值理念如何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构建起具有现实意义的传输机制：既能维系民族认同，又能彰显其普世意义，这可能将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带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内容。

    东方科学思维的重新“发现”与普世性阐释

    人类科学文明中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传统：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传统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传统。前者科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解析还原论，后者则是整体论。当前，在西方科学及其观念支配下的文明发展遇到了来自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的严峻挑战。而正在到来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在思想方法上恰恰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不谋而合，具体地讲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因此，西方很多科学家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积淀着今天弘扬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优势，其间也不乏东方科学思想的熠熠光辉。比如整体和谐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等等，都是东方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些现代科学家呼吁，现代科学要积极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获得营养和启迪。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现代物理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作对比后认为，两者在许多地方极其一致。哈肯提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深刻的联系”，他创立协同学是受到中医等东方思维的启发。可见，我们应当努力尝试用现代科学话语对东方科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进行总结、表达，并将其与当代西方科学发展最新成果进行理论化的比较和诠释，在此基础上重新“发现”中国传统科学中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向以科技为先导的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与价值资源。这将极大彰显中华传统科技对21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性，在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理依据的同时，可以从根本上建立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容架构。

    审美文化的“中国模式”与民族精神的情感体认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与民族精神有着内在的本质性联系。这个本质性联系的根本点、关键点在于：都不是唯理的、逻辑的，而是情感的、心理的；都不是宗教的，而是艺术的、审美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以情感、心理、内省、体验为主轴的具有审美性质、艺术性质的文化精神。所以，情感体认机制是我们观照、解释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与民族精神之本质性联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重要的内容建设之一。

    这一内容建设，可以从理论上祛除百年来以西方话语（模式）穿凿附会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学术弊端，鲜明地强化“民族性”立场，突出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特殊性、差异性、相对性的审美理念和个性特点，树立中国本土审美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

    重视中国审美文化的特征，也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民族文化中的情感体认机制，并由此建立以传统审美意识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与培育的情感体认教育体系。这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知，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无疑具有特别切实的意义。

    一个民族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既属于知识和学问的范畴，更属于道德和价值的范畴。它凝结着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情感与理想，是标识民族身份、维系民族认同的最终依据。所以，历史学的教育应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重要、最直接的“路径”。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涵盖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几乎所有领域。这就要求精神家园的建设，必须重视整体体系的构建，强调多学科的参与和全方位的渗透。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有效的建设体系必须主旨清晰、承接面坚实、能够形成真正的着力点和驱动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及历史教育，其所面对的“历史”固然属于“昨天”，但“历史”所承载的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则一定关乎“今天”、“明天”，离开了对承载民族共同记忆的民族文化资源的知识梳理、价值提炼和社会普及，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

    如果说，传统的西方社会的个体主要凭借宗教信仰以舒解个体在宇宙和社会中的孤独，从而获得认同与归宿感的话，那么，从很大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是借助于历史学，特别是国史、方志、宗谱和家谱的撰修，来强化个体对家族、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因而，在中国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历史学的高度重视，甚至将其上升到关乎个人价值永恒、民族国家存亡的高度：“国可灭，史不可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国无史则人离本”，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史学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

    即使是宗教信仰维系下的西方社会，也同样重视史学在认知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作用。其中，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莫泽尔发表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曾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更是把历史学“作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由此带来了史学的辉煌。此后，西方几大史学流派，包括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鲁宾逊学派及“公共史学派”等等，无一不强调历史学家应当具备“民族良心”，强调“历史为公众和社会服务”，强调“让历史意识渗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中国的史学教育在民族精神的认知与培育方面，亦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县处以上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反复通读过两本著作，一本是《联共(布)党史》，一本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而今日的领导干部，尽管学历普遍提升，但通读过《中国通史简编》或类似著作者的比例却远不及前。再以国内目前的大学教育为例，2008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始列为大学公共必修课。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与作为国家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认知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史”，显然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教育，其对于民族精神的涵养，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其功效也不能等量齐观。历史学作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全程载体”，不但能为我们提供考述文化与精神嬗变历程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认知坐标，进而使人们能在社会巨变中把握永恒的价值。所以，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路径”或“制度安排”的角度考虑，大学公共历史必修课程的设置，至少应是完整的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教育。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华民族精神的认知与精神对策研究：以史学分析与公共历史教育为重心”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