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孕育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文化创新引领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无论从文明的发展阶段还是从文明发展的形态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深刻变革以及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是文化创新引领的结果。
从文明的发展阶段来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一定社会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影响。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当今知识文明的演进,其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从“劳动投入—资本积累—知识创新”依次更替;经济增长从可获得要素决定的自然增长迈入资本主导的自主增长再向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不断演化,正是文化发展引领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
从文明发展的形态来看,人类社会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正迈向高度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自觉创造,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进入新的发展形态。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关系协调发展、人与人融合共生,体现人们的自律意识及认识境界的升华!
文化创新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文化的发展和建设水平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根据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知识的生产和知识创新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内源动力。如果没有文化的发展繁荣和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内生动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中指出:“发展应由内部发生,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就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应从它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中吸取力量。”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每一次文化创新,都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正如《信息时代宣言》中指出:“人类社会进步的奥秘,隐伏于资源—工具—生产力—社会的连锁反应之中。人类能够用什么样的资源,就可能制造什么样的工具,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可能促成什么样的社会。”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动力来看,科技创新成为文化发展重要引擎。科技创新与文化的融合发展直接催生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并且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文化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和最活跃的因素。现代经济发展一再表明: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而非自然资源的丰瘠。
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从文化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是创新的主体,是文化创新的建设者和实践者。文化创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同时又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另一方面,文化创新的直接作用,推动人的现代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形成独立、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促进人的现代化。
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现代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美国学者莫克尔斯在研究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之路后曾感慨地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不经历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化的转变,仅仅依靠制度移植、技术引进等手段……是不可能成功地跨入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之列”。
通过文化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必然打上时代烙印。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包涵“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通过文化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必须遵循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是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不仅体现一种时代社会价值取向,而且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体系,对社会发展具有先导性作用。我们要在全社会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理念,重视节能减排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形成节约资源、低碳生产、低碳生活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氛围。
二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在发展导向上就是坚持发展是为了人民,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在发展路径上,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的内在逻辑关系,决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求得经济快速发展;在发展的方式上,应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应努力推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作为一种精神动力,没有一种力量比文化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中华民族要长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同时进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素有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要善于吸收和借鉴不同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博采众长,同时注重培育现代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增强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从而引领社会可持续发展。(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党委书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改善民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