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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起，长沙开始施行《长沙市社会组织登记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工商经济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11月下旬召开的广东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八大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降低了。
“现在不是社会组织太多，而是真正优秀的太少。”听闻各地接连推出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新政策，身为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的吕朝，感到很欣慰。
广东新举进一步突破
早在2008年9月，深圳就出台政策，对工商类经济组织、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不久前，北京市也推出了类似的新办法：“公益慈善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可由民政部门直接申请登记，由民政部门兼任业务主管部门或帮助寻找合适的业务主管部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相对于深圳和北京的社会组织改革，广东省的改革试点范围更广、内容更加丰富。“广东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改革领域一个新的前沿阵地，广东的做法不仅仅是一个降低门槛的问题，也包括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发展方面，涉及政府职能的转移、购买服务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具有现实的意义。”
据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介绍，尽管从2000年以来，广东的社会组织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85%的社会组织还未承担政府转移的职能，91%的社会组织还未得到政府的购买服务。由于以往政府相关部门不想、不愿、不敢放手让社会组织参与，导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相当有限。本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织，核心是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重在培育。
邓国胜指出，这八类社会组织主要是具有公益性、外部性的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服务的提供、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的方案里，有涉及制定法律规范、建立规范的依法登记程序、建立社会组织的信息系统、对社会组织进行信用评级等细则措施，这些尝试为社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建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这四个环节给社会组织创造了一个独立发展空间，能让社会重新认识社会组织，并迫使社会组织产生一种自律。
改革创造独立发展空间
杨燕绥表示，现代社会是一个服务时代，社会组织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既可以帮助政府强化公共服务，又可以帮助个人家庭得到社会服务。“过去，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是管制手段，在政府管制下社会组织‘长不大’，管制以外的社会组织发展又很随意，弊端很大。”
在邓国胜看来，以前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很多问题：一些民间组织难以登记注册获得合法身份；即使登记了也还面临着生存发展的问题，它们没有公共权力，政府也没有转移相应公共服务职能；它们还普遍面临着缺乏资金的困境。
据介绍，长期以来，我国在社会组织管理上没有一部统一的专门性法律。已有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它们属于部门条例，级别较低、不具有太强的法律效力。
今年3月，民政部结束对上述三个条例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民政部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培育发展行业协会和公益性组织。
“广东的改革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在深化，管理手段也开始从管制向治理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杨燕绥说，此次改革给社会组织创造了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也抑制了以前管制状态下社会组织的畸形发展状态。
“宽审批”后要“严监管”
在相关政策不断“松绑”之际，社会组织的发展实则面临着更多挑战。
记者在深圳市民政局网站上看到，截至2011年6月底，深圳市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已有4226家，与2008年9月底的3316家相比增长了910家。
“在深圳试点社会组织改革，放开登记后，社会组织还存在很多发展不规范的地方”，邓国胜说，“缺乏诚信、打着公益的旗号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现象很多。深圳一个官员跟我说，有一家深圳民间机构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会费没交就跑了，人家会议主办方还追到深圳市民政局去了。”
“降低门槛后，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增加了，放在哪个部门进行监管都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吕朝认为，明确监管部门、确定监管内容、制定监管标准等配套政策都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完善。在他看来，各个行业内部要充分发挥行业联合会、枢纽型组织的监管功能，并大力倡导社会组织的行业自律，才能促进社会组织在宽松的环境下健康发展。
除了行业自律，专家们也指出，在“宽审批”后政府部门的“严监管”也要跟上。对政府来说，要做好对社会组织的年度检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社会问责机制都要有所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发挥社会的力量进行监管，比如引入第三方的评估机制，加强媒体、网络的监督力度等。
（本报记者 方 莉 吴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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