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对外开放的新起点

    2001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此，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十年来对外开放的经验，分析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明确对外开放的新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研究员。

    记者：十年前，面对“入世”，有人鼓掌，有人担忧。十年后，“入世红利”成为热门词汇。您认为，“入世”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什么？

    隆国强：首先就是中国经济实现了更加快速稳定的增长。加入WTO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1978年—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6%，加入WTO后的十年，即便遭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仍达到了10.45%，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与加入WTO前20年相比，这十年中国经济不仅增长速度更快了，而且增长更加平稳了，经济的波动程度大大降低，稳定性大大增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有9.1%，比本轮增长最快的2007年降低5.1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度最高速度与最低速度的差距分别是11.1和10.4个百分点。

    记者：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程度加深，会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会因此降低。

    隆国强：外部冲击确实会加大一国经济的波动性，但另一方面，依靠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比仅依靠国内市场的空间更大，这又有利于降低波动性。究竟哪股力量的影响更大呢？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说明，相比封闭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提高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不是加大而是降低了。其实，系统论早就证明，大系统比小系统更加稳定，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加稳定。

    记者：经过十年快速稳定的增长，中国从第九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这是“入世红利”最明显的体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成就？

    隆国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了。不仅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一些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提高。比如，WTO的信息产品协议令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国充分发挥优势，参与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尽管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但已成为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大国，而且涌现出了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新兴跨国公司，正在快速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攀升。再比如，中国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在信息服务外包、商业流程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的全球市场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

    记者：说到“入世”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我想起“入世”之初，不少人发出“狼来的”的惊呼，担心中国的汽车、金融、农业等产业会因加入WTO而受到严重冲击。

    隆国强：事实表明，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结果，相反，有些产业的竞争力还得到了大幅度增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中国的银行业非但没有受到大幅度开放市场的冲击，反而经过改革重组，实现了凤凰涅槃，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变成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的银行，在全球最大和最赢利银行中名列前茅。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没有明显增加，个别著名外资金融机构经过几年的试水后，甚至退出了中国市场。

    记者：为什么加入WTO反而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隆国强：一是因为“入世”大大拓展了外资准入的范围和程度，国家按照WTO规则修订了相关法律，增加了我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而增加了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同时外资的进入既增加了竞争压力，又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的示范。

    二是市场开放大幅度增加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

    三是“入世”推动的大范围高强度改革，理顺了体制机制，给国内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红利。例如，“入世”后的前五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提高速度远高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从而增强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四是“入世”后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我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在全球主动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幅增强。

    记者：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隆国强：有序推进的对外开放，而不是保护，才是增强一个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有效办法。

    记者：除了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增强，“入世红利”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隆国强：加入WTO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入WTO后，我国按照WTO规则和加入WTO的承诺，修订了2300多份法律法规和数十万份政府文件，不仅大大推动了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与国际惯例并轨的涉外经济体制，而且大大推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很多WTO规则通过国内法律的修订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从而大大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记者：加入WTO后，中国总体上实现了趋利避害，请谈谈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隆国强：一是要准确判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坚定不移地坚持有序扩大开放，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牢牢把握战略机遇，防范开放的风险。

    二是把对外开放的压力作为推进改革的动力，始终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应对挑战与冲击。

    三是用政治决断消除各种阻力，用宣传教育凝聚全民开放与改革的共识，政治决断与社会共识形成良性互动。

    四是把对外谈判与自主推进渐进式开放有机结合，通过渐进引进国际竞争压力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了谈判结果对国内市场产生的过大冲击。

    五是认真履行对外承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记者：过去的十年成就辉煌，下一个十年还能继续获得“入世红利”吗？ 

    隆国强：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红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殆尽。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国际主流。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与新技术革命推动全球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可能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力量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全球治理面临改革，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快速发酵，经济结构与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展望未来，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只要抓住机遇，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制订正确的战略与措施，就会有新的红利出现。

    记者：谈到把握外部环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贸易产生了巨大冲击，目前看中国的表现一枝独秀，未来我们应该着重把握哪些机遇？

    隆国强：有三个方面的机遇必须紧抓不放：引进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开拓新兴市场，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通过对外投资进行全球资源整合。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对推进中国工业化，增强出口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对高端生产要素（包括人才）和高端产业活动更具吸引力。我们通过对近500家在华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发现，跨国公司正在调整对华战略，将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发基地，提升在华生产技术水平。

    金融危机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市场外需不振，但新兴经济体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为我国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设备出口提供了新的市场，有利于加快提升我国出口结构。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上大量企业资金链紧张，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与境外企业合作，利用外部资源、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销售渠道，与国内低成本制造优势相结合，继续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记者：面对新的形势，未来中国的对外战略重点是什么？

    隆国强：未来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三重目标。在这个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战略之中，对外开放战略也要相应调整，未来有两个新的目标：一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创造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确保中国和平发展。（本报记者 张 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