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教授是我一直十分敬重的前辈学者。他在改革开放之初留学法国,学习研究了欧洲文化,并形成了自己对欧洲哲学的独特理解。进入21世纪之后,他又致力于欧洲哲学界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交流,为中西哲学的对话和沟通做出了突出贡献。近日,他的新著《德国哲学概观》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他自谦地称该书为他的《德国哲学的发展》和三卷本《德国哲学通史》的“扩大修订版简写本”,但从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他对德国哲学精神的高度凝练以及他对西方哲学的独特理解。
让哲学说德语
德国哲学历来被看作是概念思维和理性思辨的典范。这个特征不仅被看作是德国哲学所特有的,而且被看作是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但我们很少注意到语言对一个民族文化以及哲学思维的重要影响。高宣扬教授在书中特别强调民族精神与语言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令人耳目一新。高宣扬教授以历史的证据说明了,德意志民族如何在自身发展中充分自觉地利用“德意志语”推出自己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17-18世纪的德国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也向我们表明,正是德国文学家和哲学家自觉意识到拉丁语对德国文化的限制性影响,因而竭力提倡用德语表达自己的文化和哲学。“让哲学说德语”,这几乎成为18世纪德国哲学的一句最响亮的口号。用高宣扬教授的话说,“德语的哲学性”使得德国哲学凸现出其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抽象的概念论证。应当说,正是德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才使得哲学的概念得以清晰梳理,使得哲学的思想在论辩中显现得更为有力。同时,德国的诗歌和艺术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哲学的概念表达,我们从德国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读到的是概念的推演,但却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和文学的表达。从沃尔夫到康德,从本雅明到海德格尔,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语言对德国哲学的深刻影响。
哲学争取独立
德国哲学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语言塑造的特殊性,更表现为德国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中的特殊地位。高宣扬教授明确强调了德国哲学与西方其他哲学之间的差异,这在目前国内哲学界还少有人关注。这些差异明显地表现为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历史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从哲学自身的发展中,德国哲学第一次为哲学获得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话语领地和问题视域。德国哲学之前的西方哲学,无论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基本上都把哲学理解为与人类知识的构成有关的解释方式,哲学是为人类获得知识和理解人类理性能力自身服务的。因而,在德国哲学之前,严格地说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前,我们看到的哲学形象大多属于非概念演绎的经验领域:无需任何先验的理解就可以直觉地把握这些形象。然而,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完全改变了哲学的这种形象:哲学不再是关注人类经验知识的构成,也不把哲学的讨论看作可有可无的“闲言碎语”。正如高宣扬教授指出的,德国古典哲学为后来的哲学发展树立了新的典范,整个时代涌现出的哲学家,“不但他们所创立的观念论哲学体系具有经典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他们的各自独创的表达风格以及他们之间的自由争论风气,表现了哲学理论创作本身的旺盛生命力,也显示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威力,在西方哲学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我更想指出,德国古典哲学的巨大作用则在于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哲学形象:哲学变成了专门对人类理性能力进行概念研究的抽象的逻辑推演活动。这种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不仅使得哲学摆脱了游离于各种知识体系之间的无地位状态,使其在大学的课堂上获得了所有科学门类都应当拥有的地位,但同时,这也使得哲学思考逐渐脱离了人们熟知的经验生活,脱离了哲学以往经常光顾的经验知识领域。历史地说,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西方人,德国哲学的特殊性正是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出现而得以彰显的: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哲学可能依然跟随在英法哲学之后徘徊;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现,改变的不仅是德国哲学的以往形象,更是整个哲学的形象。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
从高宣扬教授的论述中我发现,德国哲学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哲学与时代之间的密切联系。与英法哲学等其他西方哲学相比,这种联系更多地表现为对时代的经验活动的理性思考,即每个时代的经验活动最终都是以理性思考的概念形式展现出来的。无论是19世纪中期出现的实证主义,或者是19世纪后期涌现的生命哲学,或者是20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等等,它们都深深地打上了理性思辨的烙印,它们都应对了黑格尔发出的响亮口号:“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正如高宣扬教授所言,作为时代的精华,德国哲学就必须“不断怀疑自身的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惜通过解剖和掏空自身的结构及其生存的基础,朝着哲学的生命的最深根源,尝试寻求创新的各种可能性”。这就是德国哲学的特有品质,也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