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武昌起义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日子。在这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贬低孙中山的言论,也有人否认孙中山对辛亥武昌起义的领导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拟用若干史实说明孙中山与辛亥武昌首义的关系。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确实不知情,他是在两天后才在美国丹佛市下榻的旅馆里从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这一消息的。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的爆发似乎出于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层的意料之外,孙中山后来甚至说过“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有的人据此认为武昌首义与孙中山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孙中山说“意外”,是有下文的。他的原话是:“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如此,起义就未必能成功。很明显,“意外”是指义军枪炮所向,是一个胆小的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是指起义本身是出于意料之外的。

    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接下来有一段话往往被人忽视:“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致克强,申说复电延迟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遂起程赴美东。”这说明黄兴早将武昌新军“必动”的信息传递给孙中山了,还要他帮助筹款应急呢,孙中山哪能毫不知情?但他为什么不及时回国指挥革命?他有他的考虑:“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埸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事实上,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与武昌首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昌起义的胜利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艰苦卓绝、英勇斗争的结果。我们可从三个方面说明同盟会与湖北革命、武昌首义的关系。

    (一)组织上,联合发动武昌起义的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会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和实际上的联络关系。表面看起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不是同盟会的下属组织,但实际上,不论是文学社抑或是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北早期革命团体日知会与同盟会关系十分密切,日知会的部分骨干同时又是同盟会的骨干。同盟会湖北分会在武汉地区的组织发展是依托日知会进行的。孙中山和同盟会东京总部也将日知会视为同盟会的下属组织。根据湖北革命团体的沿革脉络,文学社的真正源头在日知会和同盟会。共进会是同盟会和留日学生中一部分急欲求成者,不满同盟会活动“缓不济急”,另外组建的实行团体,以便联络会党,即时起事。共进会仍以同盟会之宗旨为宗旨,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共进会中不少人如刘公、居正、孙武等,都兼有同盟会员与共进会员双重身份,共进会甚至得到同盟会的经费资助。正由于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会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关系,两会在1911年(宣统三年)9月实现联合时,各自取消了原来团体的名称,撤销了原来负责人的名义,而共同拥戴同盟会领袖,并派人赴沪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以上史实表明,武昌起义表面看起来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实际上可视为同盟会领导发动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它与同盟会前此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一脉相承。

    (二)思想上,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导下进行的。著名的湖北革命党人张难先在他的著作《湖北革命知之录》中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后指出:“此即吾国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义之泉源也,呜呼盛矣!”在革命宗旨上,共进会虽然将孙中山所提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但它毕竟接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革命纲领,即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宗旨。而文学社虽然其成员大多不大关心政治问题,认为革新政治是同盟会的事,但其宗旨则仍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起义后,由革命党人孙武等起草的《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在总则第一条首揭革命宗旨为“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随后发布的《内务部关于保存实业的告示》明确宣称:“谋将来实业之发达,而筹民生主义之进行”。这表明武昌起义完全承认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在革命方略上,武昌起义的一些重大决策,基本上遵循了同盟会《革命方略》。按照该方略的规定,起义后新政权的国号采用了“中华民国”的名称,政府的名称则用“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一些重要文告也取自同盟会的现成文件。在革命程序上,武昌起义后所采取的步骤基本上按同盟会《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进行。可以说,武昌首义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

    革命官兵不论是在起义前还是起义后也是自觉地接受孙中山思想领导的。先看起义前。在工程八营发难前,队官罗子清拦住党人熊秉坤问道:“今晚外面风声不好,你知道吗?”熊秉坤答:“知道一点。”罗又问:“今晚起事是孙党吗?”熊秉坤答:“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当然都是孙党。”当时,“孙逸仙领导下的党人将要举义”的消息,不仅革命士兵已经知道,下级军官亦有所闻。再看起义中。在阳夏保卫战的战场上,一天晚上,月明星稀,仰望苍穹,见一颗大星熠熠闪烁,比其他星既大且亮,参谋甘绩熙道:“看这颗大亮星,是孙文的将星吧?”另一战士高建翔道:“是吧,不是孙文的将星,就是黄兴的将星。但不知我们两人的将星在哪里?”甘绩熙道:“我们冲锋陷阵,火线杀敌,只是杀星,哪来的将星?”两人说着,相视而笑。在激烈厮杀的战场上,革命士兵心中想到的是孙文、是黄兴,是孙、黄的精神鼓舞着他们战斗。鄂军三十一标一营督队官陈镇藩在资州杀端方起义,自任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誓师时说的更明确:“恪遵孙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专制淫威,达到排满目的。”孙中山曾回忆:“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再看起义后。1938年原日知会同人所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碑文称:“先是,孙总理鼓吹革命,其说由海外达于内地,武昌军人学生起而承其流。”这说明武昌军人、学生参加革命,均是秉承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行动。

    (三)人事上,同盟会从主要领导人、重要骨干到一般成员有不少人参加了武昌起义的指挥和战斗,参加了起义后革命成果的保卫和革命政权的建设。湖北革命党人由于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与同盟会的密切联系，把武昌起义看作是同盟会的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发难后立即通过各种管道邀请同盟会的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同盟会也把这场起义看作是自己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起义爆发后联翩来到武汉，各展所长，为武昌首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把武昌起义视为孙中山和同盟会十次革命失败后的一次伟大的成功。武昌首义的胜利证明了孙中山和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和武装反清的革命方针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孙中山创立同盟会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值得肯定。孙中山的奔走呼号，同盟会的秘密运动，与武汉革命党人、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相结合，才成就了武昌首义的伟大胜利。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首先访问的就是武汉。这说明孙中山本人也是把武昌首义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的。

    （作者单位：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