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文看板

    格非：《春尽江南》（长篇小说）

    载《作家》2011年9月号

    作者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三部。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故事钟摆的振幅越来越小。格非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时间本身正在褪去它原有的光晕。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也许各有其观点，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作者。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格非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这正如他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

    季宇：《铁血雄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稿）

    载《清明》2011年第5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新军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武昌。当晚，消息便传至安徽。11月15日，位于淮上中心的寿县首先举起了义旗；接着，安庆新军也于11月8日发动了起义。此后，江淮大地风起云涌。到11月下旬，安徽除少数地区外，全部响应革命。本文的副题是《辛亥革命在安徽》。作为一份地方刊物，此文用文学的手法对安徽辛亥革命起义后的史实进行了记述。

    刘元举：《啼血试验——朱清时与他的南科大命运》（报告文学）

    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

    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朱清时的南科大改革已经成为当下全民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个足迹都折射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秘密、艰难、悲壮，又不乏希望。朱清时一个人的探索和挣扎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幕与意义？所谓“学生拒绝高考”、“香港三教授离开南科大”的内情如何？作家走进南科大，走近朱清时，在本文里，能看到在媒体喧哗之后，一个更真实的改革试验场的状态。

    何士光：《今生——经受与寻找》（长篇散文）

    载《钟山》2011年第5期

    不仅仅是普通的个人回忆录，更是以自我心迹为例，对“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又会往哪儿去”的终极问题进行佛法和道义的阐释。以《乡场上》为人熟知的贵州作家何士光，如今已志在传灯，说自己“与文学的一点因缘已结束”，但“与文字的因缘依然存在”。但文学宗教与哲学，总是互相渗透的，共同构成人类的精神家园。文中对于佛学的大段描述或许令“槛外人”觉得晦涩，而对于此岸生活的描述，则仍让人感到细腻清新与宁静。

    付锋 李雪：《八十年代是热衷创新的年代》（口述历史）

    载《长城》2011年第5期

    《长城》从上期开始，设立了《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专栏。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而各种杂志的文学编辑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要推手和具体组织者。该专栏采用当代文学研究者与责任编辑对谈的方式，通过历史“在场者”的讲述，重新发掘第一手的资料与记忆。此次就是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责任编辑、原《北京文学》编辑付锋的访谈，谈到了这篇小说发表前后的许多历史细节，八十年代文学期刊编辑与作者的互动，以及余华凭借这篇小说进入“先锋文学”阵营的具体情况。

    彭建平：《菜园母亲瓜棚事》（非虚构）

    载《花城》2011年第5期

    《花城》杂志去年开始推出“家族记忆”栏目，它隶属非虚构范畴，完全取材于真人真事；又立足于文学读本，注重情节及细节的描写；既有名家的家族往事，又有普通人的亲情故事，至今已刊登荆歌、陈希我、赵荔红、刁斗、北岛、沙泊、何庆华、张尔客等的文章。像此文就是写一个普通的养育了八个儿女的老人的一生，作者说女儿嘲笑自己：市井平民游弋社会底层是社会断层，不能形成家族就没有什么家族史可记忆。作者愤怒反驳：最普通的市民阶层是城市最大的家族。

    麦家：《刀尖上行走》（长篇小说）

    载《收获》2011年第5期

    讲述抗日战争期间，日寇秘密研制大量麻痹中国儿童神经并使之甘心被奴役的药物，中共南京地下党、国民党军统与日寇反谍战人员展开生死较量的故事。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已开始播出，而麦家则称，此部作品之后他将告别“谍战题材”。

    邹静之：《赵氏孤儿》（歌剧剧本）

    载《十月》2011年第5期

    戏剧文学是文学中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样式，许多唱词完全是作为优美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此次则是用西洋歌剧的模式写中国的故事。与在国家大剧院看歌剧不同，在纸上阅读剧本，更能体会邹静之在文本上诗化的风格：优美、隽永、耐人寻味，却不乏力量与气魄。有几段咏叹尤为动人。

    谈歌：《扩道》（中篇小说）

    载《当代》2011年第5期

    西里县“扩道”拆违上了新闻，省报记者李小鹿去县里采访，见识了书记张辰光处理国棉厂破产、追讨信用社贷款以及下洼地村滩地风波的手段，也重新认识了原来不屑一顾的驻地记者站长刘文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