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众多作品应时而生。王树增的这部长篇纪实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以断代史的方式集中关注1911这个特殊年份，将时代的风云际会和重要人物在转折时期的选择融为一体，着力剖析了辛亥革命曲折历史的根由原委，深刻探寻了中国人何以要不屈不挠地走向共和。至今，王树增已完成《1901》、《1911》、《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五个长篇作品，构筑了一部纪实文学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这里选取的是记述四川保路运动的一段。——编者

    四川商办铁路集资最为广泛，绵延三千多里的川汉铁路，因路况复杂造价约为七千万元，远非川民财力所能负担。事经七年，已经集资上千万，皆系“川民按亩加捐，敲筋击髓而来”。由于款项数额巨大，全川数千万百姓，不论贫富，人人都是铁路公司的股民。本来，商办铁路经营不善，出现了巨大亏损，内阁宣布收回国有的时候，川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认为政府肯定会把集资的钱还给百姓，“使人民债权不至损失”。但是，政府宣布所有股份一律变成国家铁路股票，这等于说川民的“脂膏汗血”实际上已被洋人掌管且归还无期。川民立即转喜为怒。

    四川人不怒便罢，一怒便惊天动地。

    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和萧湘，还有四川实业界最具实力的资本家邓孝可等立宪党人。他们不但是宪友会的成员，也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他们的反抗除了保护经济利益之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公然对抗。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时，蒲殿俊正在北京，闻讯后他对湖南议员粟戡时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六月十七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两千多人集会成都。代行四川总督之职的布政使王人文派兵前来弹压，清军官兵听到演说后竟也“相顾挥泪”。大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宣称清廷的皇族内阁之野蛮专横古今中外没有先例。

    会场上一位名叫郭沫若的青年，对那天的大会有如下记载：

    罗纶，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并不甚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行了一个礼，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地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嚎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真真是在嚎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大哭。“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贼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公司里面跑动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是在哭的。已经不是演说的时候，已经不是开会的时候，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的，待他看见会场已经稍稍在镇定的时候。“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四川代表进京之后，到庆亲王奕勖的府邸求见。先是被门丁阻挡，百般哀求许一人进，但代表刘声元刚一进去，又被数人推了出来。“是时未入各代表见此情状，同声大哭，屋瓦皆震，大地为愁。围观者不下数千人，寂无声息，但闻一片凄惨哀痛之音，观者亦多挥泪。即来劝归警察军士，亦有执代表手而含泪不成声者。”

    大清帝国的臣民们，为什么总是痛哭不止？

    八月初，王人文被革职，内阁急电西藏，要求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速回成都代理四川总督。

    十九日，内阁再颁上谕，不但没有改变铁路国有的决定，而且催促赵尔丰强行使用川资继续铁路施工。

    清廷就这样丧失了缓解民愤的最后一次机会。

    几天之后，仅成都一地宣布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川人竟达十万以上。

    川民痛心疾首，事态岌岌可危。

    二十四日下午，保路同志会大会，数万人涌入会场，与会者要求罢课罢市并到总督衙门请愿。

    此时的赵尔丰，下面临上百万川人的抗议呼号，上每日与朝廷内阁“函电交驰”。虽然他“中情惶急”，京城里却“久无复电”。原因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勖不上班了。奕勖名位至尊，资历最老，权势最大，见识也可称为最多，值此川情危险之际撂挑子，是因为他没能染指铁路大借款的回扣，也没能染指四川、江西两省督抚缺位的贿银，于是他“恼羞成怒”地数月接连请假。总理大臣不闻不问，而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将铁路收为国有“合同既已签押，事实再难变更”。

    八月二十五日，随着成都的罢市，全川各地纷纷罢市，并随即发生了捣毁警署的事件。

    九月七日，唯恐事激生变、酿成大祸的赵尔丰，终于下决心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他扣押了包括蒲殿俊、邓孝可在内的数名保路运动领导人。

    消息一经传出，川人奔走相告，要求各家各户无论男女均出一人，一起前往督署衙门请愿，要求放人。但是，当数千川民聚集于督署大门前时，枪声响了，密集的子弹当场打死数十人。巡防营的马队随即冲向人群，在践踏中伤亡的人不可计数。后来查明，死亡者有机匠、小贩、裁缝、店员和学生。当晚，成都大雨如注，“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第二天，成都“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问其来意，谓如罗（罗纶）、蒲（蒲殿俊）等已死，即来吊香，未死即同来求情”。赵尔丰再次命令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噪”。

    至此，由铁路引发的事变，已不是立宪党人能控制的了。数日之内，由同盟会、哥老会组织的民间武装从成都周边十余州县赶来，二十万之众的武装平民截断交通，扼守要道，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城行动——由立宪党人发起的保路运动，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革命。

    赵尔丰急电，称川民数千人围困督署。深知情形之危急的赵尔丰最后说：“保川即以保国。”

    皇族内阁决定动用武力。

    上谕饬令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自湖北赶往四川查办，任命在上海赋闲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饬令湘、滇、鄂、粤、黔、陕六省新军立即驰赴四川。

    下属提醒赵尔丰：“兵有尽，民无尽，恐非剿杀所能蒇事。”

    赵尔丰“久在边藏”，开道路、通邮驿、创学堂、开垦殖、兴商务、测矿藏等，无不治理有方，史书称他“治边有功，诚不可没”。然而，年夏秋之间，赵尔丰剿抚无措，焦头烂额，只好私电内阁大臣：“川边要紧，才难胜任，欲求他调，以觇朝意。”

    九月二十五日，由同盟会员吴玉章领导的民间武装，宣布四川荣县独立。这是辛亥年间第一个由革命党人宣布建立的新政权。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十五天。

    而在大清帝国的都城里，没有任何死亡即将来临的征兆。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绘了一九一一年初秋的北京：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嘿，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警长帮助一个推独轮车的人把车子从地上扶起来；这个最微贱的苦力推着一车大粪，把车子弄翻了。这样的事过去你能想象吗？各国使节大都住进了西式住宅，要不也是很快就要搬进这样的住宅，有的宅第气派还很堂皇。自来水供应很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这儿的中国人大都渐渐地习惯了使用新式的东西，譬如说，英国式的床架销路就很好。全城各处都能看到胶轮人力车，信件也由骑胶轮自行车的苦力递送。北京的马车现在已经多得数以千计，此外还有几辆汽车，不久的将来汽车就会和上海一样多……

    但是，英国使馆的某些官员不但不这么认为，而且还认定中国人对“腐败、投机、贿赂和卖官鬻爵等现象”不会再忍受多久了：

    腐败、投机、贿赂和卖官鬻爵等现象还在继续，领干薪挂名在册的军队在膨胀。所有这一切都使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偿还外债。人民不会再忍受多久了。资政院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其方式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和立即召开国会的呼声在高涨。在所有这些压力之下，政府正在衰亡。我相信人民会有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这将是一场不流血革命；尽管他们在开始时可能会犯些错误，但是我认为这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在这方面，不能依靠来自上面的改革，只能依靠人民，他们是官僚阶层的敌人。现在的趋势是，人民准备以暴力扫除高层的腐败和日益增加的拿高薪的冗员现象……

    一九一一年十月四日，经皇帝钦定，大清帝国国歌兼陆军军歌《巩金瓯》正式颁布。这首由海军部参谋官、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作词，禁卫军军官、皇室成员傅侗作曲的国歌，曲谱来自康熙时期的皇室音乐，歌词风格古色古香：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六天。

    由于端方率鄂军入川，湖北清军兵力空虚，省城武汉显得有些冷清。

    这是一座位于长江中游的城市。李白曾吟唱“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黄鹤楼矗立在大江之滨。站在黄鹤楼上远眺，大江横陈，孤帆欲渡，天地寥廓，烟雨苍茫。

    江河亘古奔流，大清大限已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