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工作者是不是阳春白雪?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天之骄子?新闻工作者是不是无冕之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究竟是高高在上充满优越感,还是俯下身子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角色定位问题。
我是谁?
这个充满哲学意味的发问,其实可以还原为最简单的问题:作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我与老百姓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由谁赋予,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由什么决定,自己的根基和归宿在哪里,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做的是交流思想、沟通心灵的工作,是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引导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自己的任务和使命,并为之而奋斗。因此,把蓝图、目标、路径同人民群众“讲清楚”,起到明之、励之的作用,并帮助人民群众谋得利益,理应是工作目标。所以,“我”是服务者,“我”理应感恩群众,依靠群众。
我们的工作只有真正以普通大众为对象,才能把服务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体会百姓生活的喜忧,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才能真正找准宣传教育的切入点、结合点。我们倡导的、提供的一定是考虑群众感受的,我们创作的、呈现的,一定要是群众期盼的、欢迎的。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方永刚给农民朋友讲课。
他问:“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小麦做面包掉渣吗?”
“咱们的小麦品种不行。”
“对,我们进口的小麦,主要是优质特种小麦。大家放心,国家是时时注意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的,我们农民也要科技种田、改良品种,这样才能在国际农产品竞争中不吃亏。”
报告结束后,一位老人执意要见见方永刚:“孩子,那些个道理到你嘴里,咋都成了我们庄户人的大白话呢?”而这位老人,竟然是躺在担架上听了一上午的课!
人民群众是如此迫切地需要科学的理论。把抽象的理论问题变成拉家常式的唠嗑,让理论更大众,让理论以更直接、更感同身受的方式还原到群众的生活中去,理论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所运用,才能真正服务人民。“我”就应当是这样一个为群众释疑解惑的桥梁和纽带。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本身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任务、实践党的宗旨,就必须再次回到人民群众这个群体中。我们一定要增进群众感情、树立大众情怀,视人民为亲人、为师长,真正了解百姓的生存状态、真正感受群众的酸甜苦辣,眼睛向下,到基层里去找素材,去找百姓的声音。
汶川地震,举国神伤。文艺工作者走进灾区、走近废墟,握住震区人民的手,擦去他们脸上的泪水,并用来自生命深处的震撼创作了一首首诗、一曲曲歌,广为流传,让人感动;他们还在抗震救灾募捐晚会的现场,用最深情最真诚的文艺创作凝聚爱心与力量。这样的文艺创作饱含着广大文艺工作者与灾区人民血脉相连的手足深情,成为高扬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鼓舞人民在灾难中奋起重生的精神力量。民间有大美,生活有真情。以创造、表现真善美为目标的艺术创作,一定离不开酸甜苦辣的生活本身。“我”的心中有悲悯,“我”是生活的记录者、表现者,是人民群众的亲人。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增加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话语权、评判权,把自己智慧增长和本领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2002年春天,《大众日报》记者陈中华陆续接到几十位农民的来信来电,说的都是土地承包问题。陈中华就这些问题制订了一个调查采访“路线图”。他能乘长途车时乘长途车,能坐公交时坐公交,实在没车时就在路边喊住个农民:“大哥,带我们一程吧。”坐着农用车,拉着“呱”就进了村。
经历了一个月的艰苦调查采访,陈中华整理成《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系列调查》。他说,“将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心声,将自己依据采访而得出的思考,通过我们的媒体,反映给读者,反映给制订政策的有关部门,不仅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还要做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参谋”。
眼睛向下,努力为基层百姓构筑下情上达的通道,成就了好记者陈中华。
是的,“我”是桥梁,“我”是公仆,“我”是人民群众的亲人,血脉相连,唇齿相依。“我”应该当好讴歌时代进步、记录时代变迁的“宣传员”,当好弘扬正气、鞭挞丑恶的“监督员”,当好真心为民、奉献社会的“服务员”。
我们一直拥有这样的自省和危机意识: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并不代表水平比群众高,能力比群众强,看得比群众远,我说你听,天经地义。我们不应高高在上、目空一切。我们来自老百姓,应该最真实和最深切地体验百姓生活。只有多与群众与实际与民情接触,我们潜藏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才会减少。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只有弄清楚了“我”是谁,嘴里才说得出暖人心的话,眼里才看得见百姓的苦,心中才装得住人民的情。时刻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我们就能既高扬理想的旗帜,又真正具有百姓情怀,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于服务人民的伟大时代。
(本报记者 李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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