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合作面临的挑战

    克劳斯·施瓦布先生以创办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而闻名国际社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之际,他欣然就当前世界经济的问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将探讨哪些问题?

    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是基于互动性、洞察力和影响力这三个理念建立的全世界最重要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相对于侧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的“冬季达沃斯”而言,今年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将主要关注商业、环境和创新问题。

    然而,世界经济论坛并不仅仅是会议举办者。它是一个综合概念,在全球层面开展了众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项目,论坛的活动已对数亿人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在未来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论坛在对非政府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为官方的国际政府体制提供支持。为了更好地协调我们的活动,我很高兴地宣布,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论坛建立了一个由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各地区开发银行等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领袖组成的政策协调委员会。

    记者:您如何看待全球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施瓦布:全球化带来了巨大收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达到创纪录水平。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了。从金融到通讯再到供应链——各个体系越来越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相对于当今世界近70亿的总人口而言,全球共有53亿手机用户(其中38亿来自发展中国家);网络用户已达20亿之多,比过去五年翻了一番。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2010年航空旅客达到25亿人次,旅游者达到9.35亿人次,国际移民的总人数达2.2亿,相当于巴西的人口数量。

    在经济方面,2010年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上升至15.2万亿美元,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半数流入新兴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力量转移的表现之一。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目前全世界共有约8.2万家跨国公司,约三分之一来自新兴经济体。

    记者:您认为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施瓦布: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中涌现出越来越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它们巩固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福布斯》上个月发布的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榜单中,中国有121家公司上榜,其中有6家公司跻身榜单的前25名。我们可以参考以下这组数据:八年前当《福布斯》首次推出该榜单时,只有13家中国公司入围全球2000强,且没有一家能够跻身前50名。

    从规模、速度和流向的角度看,全球财富和经济的相对实力正在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发生转移,这是史无前例的。

    记者:您觉得世界经济目前面临什么样的具体问题?

    施瓦布: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10年,在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中,排名处于前四分之一区间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排名处于后四分之一区间的国家人均收入的29倍。这种经济不平等不具有可持续性,必将产生社会影响。

    最近这次危机表明全球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并使人们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未来产生了极大担忧。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出全球经济的脆弱性。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世界贸易出现了过去70多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记者:世界性的经济失衡目前达到了何种程度?

    施瓦布:目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双速复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1年和2012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均将保持在4.5%左右。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增幅将只有2.5%,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幅将高达6.5%。

    尽管全球经济失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目前的失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也从未如此不稳定。经济失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以及某些欧元区国家等发达国家主观上愿意扩大债务规模。在今后几年里,发达国家的平均公共债务将超过其GDP的100%,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负债率到2014年预计将上升40个百分点,增幅将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美国的巨额预算赤字是当前经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赤字将使美元难以持续性地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并使美元面临大幅贬值的危险。

    尽管有关国债限额的讨论仍在继续,但美国今年的预算赤字将达到创纪录的1.65万亿美元。在未来十年,美国的国债利息预计将增加三倍,特别是当加息成为一种必要时,加息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抑制通胀,更是为了对资本作出重新评估以确保资金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2010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净转移额增加到约5570亿美元,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额外的储蓄积累。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引人瞩目:今年三月,其外汇储备已突破3万亿美元。

    记者:经济失衡的问题如何解决?

    施瓦布:我们已明确需要完善经济“体制”并建立一个新的框架以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目前同样迫切需要修复金融和贸易体系。尽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由来以久,这一体系依然脆弱。日益庞大的援助计划凸显了道德风险,而监管措施并未跟上复杂金融工具普及的步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在最近完成的评估中表示“尽管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近四年,公众对银行体系整体稳定性的信心仍未完全得到恢复”。欧洲一些国家濒临破产对欧元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使这种局面进一步恶化。在贸易领域,不断有新的双边和地区贸易协议达成,但多哈回合的谈判仍处于僵局。保护主义、补贴以及其他贸易扭曲机制有所抬头。

    记者:失业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对世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施瓦布:尽管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出现反弹,世界仍面临着高失业率的挑战。目前全球失业人数已创出历史新高。2010年,全世界共有2.05亿人失业,其中年轻人占7770万。长期失业率正在上升。据估计,仅仅为了跟上全球劳动人口增长的步伐,我们每年就需要创造约400万个就业机会。

    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将进一步使失业挑战复杂化。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和年轻人人口分别达到16亿和10亿,均为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即便在那些有工作的年轻人中,能找到体面工作的只占极小一部分:2010年,年龄在15岁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占全世界低薪工作者的四分之一。如何以最积极有效的方式充分发挥这些年轻人的力量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一项挑战。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除了现有的全球青年领袖社区之外(其大部分成员年龄在35岁至40岁之间),世界经济论坛还将专门为20多岁的年轻人成立一个社区,以便充分激发他们的活力,同时将他们纳入到我们“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的事业中来。

    相比之下,在发达地区,年满60岁或以上的人口正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发达国家中每三个劳动力就要养活一个老人。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不断下降,将对社会服务、养老金和卫生医疗等系统产生压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国际事务的泛经济化问题?

    施瓦布:我想再次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的相互关联性。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和可持续能源等全球挑战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在经济方面,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表明了风险的系统性特征,同时也说明金融和贸易市场一体化是如何在一国经济体内和国际范围迅速传递混乱局面的。

    安全与发展成果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正如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这样描述脆弱国家:“面临这些问题的低收入国家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哪怕是一个千年发展目标。”脆弱国家面临的问题超越了国界,成为覆盖面广的国际犯罪网络的“滋生地”。这些跨国犯罪组织正在越来越精于利用扩散在全球范围的复杂信息、金融和交通网络——从而能够跨越地理界限从(贩毒、人口贩卖、假冒商品交易、非法武器和洗钱等)非法市场中获利。我们还看到了索马里海盗对全球海上贸易和安全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球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形态变化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目前,传染病在各地的传播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暴发的疫情不到几小时就可以对另外一个地方构成紧迫威胁。新传染病出现的频率也比以往更快。现在有近40种疾病对于上一代人还极其陌生。在自然灾害领域,曾经不常见的风险正变得日益普遍。

    记者:全球合作有助于解决世界经济难题吗?

    施瓦布:全球合作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绝大多数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都不大可能通过单个民族国家的单独行动得到有效解决。不幸的是,当前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所开展的行动具有重复性、临时性和零散性的特点,其标志为伙伴关系变化无常以及相互间利益和参与者的高度分散。我们的全球制度和治理架构建立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基础之上,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培养全球托管意识。我们现有的国际制度和框架正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全球需求:这种行动是被动应对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是由不同部门分别推动而非系统性的,并且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而非全球需求。

    尽管全球社会使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仍然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世界以及各体系的全球化程度越高,我们的思维模式就会愈发“本地化”和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警示我们不仅要对全球机制和体系进行反思,同时也要对我们的思维模式加以反省。

    记者:您对保障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具体建议?

    施瓦布:我们一方面需要应对全球挑战的复杂性和互联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将众多的参与者纳入全球决策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不大胆地推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由约10-12个国家(包括金砖国家)组成一个核心集团。根据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可通过其他国家的加入以灵活的方式扩大该核心集团。经济金融界、商界、学术界和公民社会都可建立类似的全球性集团。世界经济论坛目前正在以非官方形式制定这样一个“灵活结构”框架,以适时、有效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风险和机遇。这一想法也契合不断发展的“网络”社会思维——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实体均互相关联,围绕各个“中心”或“节点”组合在一起。

    第二个建议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它作为全球需求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受托人,以全面、整体和前瞻性的方式处理全球事务。该组织必须完全建立在中立和诚信的基础上,应当充当全球决策的智库。在当前这样一个组织缺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默默地努力满足这一需求。

    如果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中我们共享“利益相关者”这一价值理念——即“和谐社会”这一理念,它不仅仅指国家层面的和谐,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和谐——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更和平、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世界。我相信,基于中国在过去32年的成就,中国在塑造未来世界时一定能扮演一个积极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本报记者 肖连兵 胡斌 李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