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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9月05日 星期一

    《蛙》:不懈的创新精神

    作者:陈晓明 《光明日报》( 2011年09月05日 14版)

        《蛙》讲述在公社医院从事助产士工作的姑姑的故事。姑姑的形象刻画得相当充分,那些别无选择的疼痛写得逼真而深切。莫言并不是在静态的和目的论的观念下来塑造姑姑的形象,他让人物处于自己的故事的自然发生过程中,人物的性格是在那些故事、事件和行动中逐渐丰富起来的。姑姑有着隐约可见的革命史,又有与空军飞行员王小倜耀眼的恋爱史,但这些本来可以带来荣耀的前提,都逐渐瓦解了,姑姑要靠她自己的行动去建立现实的生命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姑姑的复杂态度,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乡里的所有女人甚至所有家庭展开了一场斗争,几乎放弃了也是遗忘了她个人的幸福。

        莫言用人物的器官来给人物命名,这当然也是他给小说增添戏谑成分的手法。莫言的小说叙述从不枯燥,他时刻都在追求诙谐的情调。莫言写实功底原本就非常精当,那些故事过程被他刻画得细致而自然,那些生活的困苦和戏谑的欢乐始终洋溢于其中。

        即使在写万小跑的两个妻子时,一死一生,他都能让悲伤和风趣恰到好处,文学功力就体现在这种分寸上。例如,万小跑在与小狮子去登记结婚的路上,突然又想起亡妻王仁美,道路两旁是玉米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提着链条像前妻王仁美提着蛇。在这样的时刻,他强行地要把两个女人并置在一起,生活就是这样,生者与死者,存在与不在,总是要交织在一起,而道路就在脚下,能走向前方吗?

        从总体上来看,莫言这部小说与他过去的汪洋恣肆的语言挥洒式的叙述大相径庭。显然,他用稚拙的书信体穿插其中,再以荒诞感十足的戏剧重新演绎一番姑姑的故事。原来压抑的激情和想象,以荒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名状的冲击。

        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叙述方式使小说的结构富有变化,也给予莫言与历史、现实的对话更为自由的空间。在对现实的直接表现中,他要介入我的当下感受,我的当下性与现实对话。很显然,不管是以“蛙”来命名小说,还是在实际叙述中选择了蛙这样贴着大地的视角,或者他伪装成一个初学写作者给日本作家写信,这样的叙述为的是真正摆脱全知全能的自以为是的权威性。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不会写的人。没有对历史的完整规划,只是我记忆的历史,而且,我最终只能把它戏剧化。

        《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莫言的《蛙》通过多重文本表演,力图逃避强大的历史逻辑,我(蝌蚪)的经验,“我姑姑”的经验要突显出来。莫言从“我爷爷”、“我奶奶”到“我姑姑”,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不只是叙述的角度,而且是小说叙事的基础也完全改变了。“我姑姑”的历史终究是虚空的,不再有家族史的意义。

        《蛙》最后一部分的戏剧是对前面的叙事文体的重构,它如此大胆地把文本撕裂,让悲剧的历史荒诞化。《蛙》里的叙述人蝌蚪,那是很低很低的叙述,他作为一个偶然的生命,游走于历史的间隙。或者他只是一只蛙,趴在田地里,看世界与人,他充当了一个编剧者,只能是编织出荒诞杂乱的戏剧。如此低的视角,却胆大妄为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就是老到的自信和胆略!从容而自由、机智且幽默,显示出莫言在小说叙事上的强大能力和不懈的创新精神。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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