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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9月05日 星期一

    《天行者》:底层卑微者的生命意义

    作者:郭宝亮 《光明日报》( 2011年09月05日 14版)

        《天行者》是刘醒龙在1992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基础上续写改写而成的。小说围绕着偏僻山村界岭小学以余校长为核心的几个民办教师,三次转正的悲欢故事,“为这些‘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献上感天动地的悲壮之歌”。

        小说随着高考落榜生张英才加入界岭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开始,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次第塑造了艰难办学、照顾瘫妻、又要承担寄宿在家里的十几个乡村孩子生活管理的老好人余校长,有点自私但心眼不坏的时时为自己转正做着准备的副校长邓有米,孤傲、清高、神秘、忧郁、与有夫之妇王小兰苦恋多年的教导主任孙四海这几个人物形象,展现出他们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卑微、困窘而又坚韧、崇高的人生境界和灵魂挣扎。

        民办教师这些乡村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所得甚少,有时还要忍受像余实那样的“村阀”的欺压,而正是这些最底层的卑微者,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播现代文明知识的重任。他们像泥土一样默默无闻,大地不言般地感染呵护着农村的后学才俊。小说没有刻意拔高他们,他们有着各样的弱点。为了转正,邓有米也曾搬弄是非;为了弄钱修校舍,他们也弄虚作假,欺瞒上级检查团;然而,善良的本性和为人师表的基本良知支撑着他们,使得卑微的生命现出不凡的意义。那荒山野岭之上,每天在悠扬而单调的笛音伴奏下的升降国旗仪式,显得那样的庄严和神圣。

        小说重点写了三次转正。第一次转正,是因张英才写给省报的文章发表,引起上面重视,破例给了界岭小学一个转正指标,虽然人人对转正都梦寐以求,但在这关键时刻,却没有人争抢这个指标,而是把它给了为转正导致瘫病在床多年的余校长爱人明爱芬。当明爱芬洗净了手,庄严地颤颤悠悠地在转正表格上填上自己名字的时候,她却满足地溘然长逝了。这一既荒诞又悲壮的结局,实在令人歔欷!转正成为一种魔咒,转正不仅仅是一种待遇,还是这些卑微者被认可的一种标志,是实现生命意义的一次证明。第二次转正,指标是给学校负责人余校长的。由于余校长到省城培优,担任校长助理的蓝飞利用掌管公章的机会,私自挪用给自己,引发邓有米、孙四海的强烈不满。知道真相的余校长,谎称是自己主动放弃指标,让给年轻人蓝飞的。余校长的这一善意的谎言,倒不是他真的愿意把这个指标让给蓝飞,而是他无法处理,他不能心安理得地撇下邓有米和孙四海,他的良心不安,而邓有米与孙四海其实也一样,除非他们一块转正。界岭小学的“刘关张”,患难与共的精神境界,如一丝暖流,氤氲在白雪皑皑的界岭的寒冬里……第三次转正,写的是国发红头文件终于下发,允许民办教师全部转正。但荒唐的是,他们还需为买工龄花上上万元的巨款,为筹措这笔钱款,邓有米不惜收受建筑队的贿赂为余校长和孙四海垫支,最终酿成新盖教学楼坍塌事故……

        《天行者》是一部“底层写作”的典型作品,它的题材意义非常重要,民办教师,底层弱势群体,富有暖色的感动与反省……都使它无懈可击且魅力长存。但《天行者》虽得益于题材,却又超越了题材。作品尽管写的是民办教师,但重点却不是对教育现状的批判,而是侧重于人性在艰苦卓绝之境中的挣扎与升华,生命在平凡卑微之时的迸发与扬厉,以及命运在历史荒诞苍凉之流中的无奈与决绝的喟叹、参悟。

        《天行者》的语言清丽简约而又不乏诗意的空灵,情感内敛克制而又不失刻骨铭心的尖厉与刺痛。特别注意富有诗意的细节的渲染,比如凤凰琴、笛音的穿插,叶碧秋母亲女苕读书的几次呈现,还有那枚反复出现的硬币等,都充分显示了刘醒龙既有扎实的写实功力,又有把历史与现实诗意衔接,进而超越具象之上而抵达生命本真的能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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