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不久前发布了2010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国科技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已经攀升到9.417,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影响力最大的科技期刊之一。
这一成就的背后,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细胞研究》与世界科技期刊出版巨头——自然杂志出版集团(NPG)从2005年开始起步的合作。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合作:NPG找到了一个优秀的、极具发展潜力的合作伙伴;《细胞研究》则从此驶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影响因子从起初的2.102跃升至如今的9.417。
作为科技期刊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总裁戴维·施温班克斯、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安托万·博奎特以及《细胞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李党生近日接受业内媒体采访时,探讨了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道路。以下是访谈节选。
安托万·博奎特(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副总裁):
对中国科技期刊来讲,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升级,而不是如何做“大”。不要试图成为一本内容很泛的“大”期刊,而要力图成为小而精的期刊,在细分领域形成很强的影响力。对科技期刊来说,影响因子达到3分,是一个分水岭,超过这个数字就能吸引更优秀的研究论文。《细胞研究》的策略就是在全球吸引一些重要科学家来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让影响因子迅速提升。
在编辑理念方面,一本期刊要成为优秀期刊,编辑的眼光非常重要。在西方,科技期刊编辑选择文章时最看重的是文章质量,它有哪些创新的地方。而在中国,可能最看重的是作者个人,比如一些学术泰斗。中国的编辑在拒绝著名科学家的质量不够的文章时,我觉得有时还显得不够勇敢。现在,《细胞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在转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筛选标准,影响因子也在快速提高。其他中国科技期刊的编辑在选择文章时,应该更自信一些。
戴维·施温班克斯(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总裁):就像博奎特所说的,一本优秀的科技期刊应该有勇气拒绝权威,只看论文水平。《自然》旗下的期刊都致力于刊发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不管作出成果的科学家来自哪里,他们姓谁名谁。我们从不害怕得罪权威,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论文算不上出类拔萃,不足以刊登在《自然》及下属刊物上的话,我们就会拒绝他们的稿子。
当然,我们有时也会犯错,被拒的成果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例子与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姆特·米歇尔有关,当年他对光合反应中心的研究论文被《自然》拒收,但这篇文章发表到其他杂志后,却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不过,哈姆特·米歇尔在论文被拒后,非常大度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并且在向其他杂志投稿之前,还根据这些意见,对论文作了一些修改。
最关键的是,一本杂志要有勇气和信心来保证编辑意见的独立性,在作决定时不受作者名气、编委会的影响。审稿人只能对文章本身提出意见。《自然》下属期刊都没有编委会,一篇文章最终是被接收还是拒绝,决定权都在我们那些非常专业的编辑手上。这些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编辑是《自然》所有期刊的关键力量。
李党生(《细胞研究》常务副主编):我认为国内科技期刊与国外优秀科技期刊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文章的学术水平及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这两方面。这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低,必然导致期刊学术影响力弱,反之亦然。
制约国内科技期刊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还是在于人和体制这两方面。缺乏优秀的编辑人才导致国内科技期刊长期处于“潜伏”状态,而体制的制约更使得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编辑职业。科技期刊在国内长期被置于科研附属行业的位置,不太受重视,支持力度和科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拥有深厚学术背景的科研人员基本不愿意从事编辑行业,这造成了国内很少有科学编辑,对于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很不利。
这几年,《细胞研究》和自然出版集团的合作是一个成功案例,相信我们的经验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能提供一些借鉴。我们认为,期刊发展的关键是头脑冷静、定位明确。同国际知名科技期刊出版商合作,对于国内的学术期刊而言,就如同插上了一对隐形的翅膀,可以提高论文的传播效力,扩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增加海外销售等。
但是,不要简单地认为,国际合作能够拯救中国科技期刊,文章的学术水平还得靠自己努力。只有当中国的科研实力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家取得更多创新性成果,中国科技期刊的水平才可能水涨船高,出现更多的名刊,才会有更多的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
本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