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这事一个月内必须忘掉”

    “我总在想,如果换一拨评委,可能得奖的就是另外五个人了,所以不能得意忘形,我说最好10分钟就忘掉,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争取10天忘掉,10天忘不掉一个月内必须忘掉,要轻装前进。”8月26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作家莫言说。

    除毕飞宇在国外出差没有出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莫言、刘醒龙、刘震云等都参加了见面会,畅谈创作感悟、获奖心情和文学理念。

    张炜:“读的人一般是不问的,问的人一般是不读的,现代社会分工细到如此的地步”

    凭借450万字的《你在高原》获奖的张炜,坦承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22年,“这是一次文学的马拉松,22年跑下来,现在稍微有一点轻松感,可以使我慢慢地把呼吸变平稳,开始新的工作。”

    他也注意到了这部小说引发的争议,认为大多没有涉及到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即使有个别的评论涉及到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但也是相当笼统,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当然这些的质疑对我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我需要更多地倾听。”

    他谈到自己从一些读者那里得到的反馈“热烈、感人”,但同时又有很多人抱怨这部小说这么长,怎么读?“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读的人一般是不问的,问的人一般是不读的。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单纯对于作品的阅读也分那么细,有的人专门问,有的人埋头在那儿读,分工细到如此的地步。”

    不过,他也表示,对于作家而言,有专门问的人比没有还要好,“社会有不同的声音,不断地提醒你是非常好的,作家要多听、多看,要包容。”

    莫言:“作家和老母鸡有点像,今天下一个蛋,明天再下”

    有记者发现军旅文学在这届茅盾文学奖上没有多少斩获,曾经是军旅作家的莫言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这不是搞救济粮,不能按军队、地方、妇女、少数民族进行分配,这一届没有也是正常的。”

    谈到自己的获奖作品《蛙》时,莫言认为这部作品成功塑造了“姑姑”这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在他以往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在他的阅读范围中也没有出现过。而且这部小说还是他“把自己当罪人写”的一次实践。

    他认为,几十年来,作家一直在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批判现实,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恶,却很少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念,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批评的事。”

    谈到未来的创作计划时,莫言回忆起前两天自己的女儿生小孩,他的姐姐送来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打开鸡肚子发现里边有一大堆小蛋黄,“说明它还要下很多的蛋。我就联想到,作家和老母鸡有点像,今天下一个蛋,明天再下。当然我们没有老母鸡那么多蛋,很多都在创作当中。至于是软皮蛋还是双黄蛋,只有下出来才知道。”

    刘醒龙:“我经常失控,前天的会上我就失控了,讲不下去了,因为有太多感人的事情”

    刘醒龙把《天行者》视为他营造的心灵故乡,“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对情感的归宿在哪里,一直特别在意,因为我找不到一棵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树,我找不到故乡的根在哪里。多年之后才发现,其实我的根就在我记忆深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

    他说前天本地的媒体举行了作者见面会,主办方事先告诉他来了两位民办教师,刘醒龙一下子就把他们认出来了,“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孤傲,但是从孤傲的背后可以看出他们的卑微。”

    刘醒龙说,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乡村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几乎都是由民办教师来完成的,“我经常在想,如果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出现过这样庞大的400多万民办教师的群体,那中国的乡村会不会更荒芜?”

    他坦承自己有时对着电脑一边敲字,一边流眼泪,“我经常失控,前天的会上我就失控了,讲不下去了,因为有太多感人的事情。”

    刘震云:“小说和影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奔跑的姿势、速度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非常不一样”

    有记者问四位从事现实写作的获奖者如何看待网络文学钟情的“玄幻”、“穿越”时,刘震云认为对某些常识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似乎写现实生活的就很现实,写穿越的和幻想的体裁就很有想象力,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写幻想的、写穿越的,特别现实。什么现实?思想和认识,对于生活的态度。也可能他写的是现实的生活,但是他的想象力在现实的角落和现实的细节里。”

    在谈到小说和影视的关系时,他认为这完全是两回事,“小说和影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奔跑的姿势、速度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非常不一样。”

    对于中国作家是否有实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刘震云认为中国作家如果想尽快得诺贝尔文学奖,必须更改评审原则,即以中文为标准。在现在的评审原则下,中国作家如果能够获奖,依仗的肯定不是作家,而是翻译。“我也接触过很多汉学家,对中文的理解有多么深,我表示怀疑。但是我读过许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我的中国同事们,在座的一点不比他们写得差。”

    同时,他认为如果以中文为标准也会出现问题,“就好像评判一个饺子,是中国人说好吃、地道呢,还是找来两个瑞典人、欧洲人来说地道?我觉得好像中国人更能评价饺子的味道到达了什么样的广度、深度。”所以,他认为中国的读者更重要。（本报记者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