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五千长卷诉传奇

    2011年6月19日，在国家图书馆举办“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期间，薄一波同志的女儿、北京大学薄小莹教授将父亲生前保存的两份《赵城金藏》珍贵档案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一份是1949年1月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给北平军管会请求调拨《赵城金藏》的函件，一份是1949年1月22日北平军管会写给薄一波同志请求调拨《赵城金藏》的信函。这两份函件进一步证实了《赵城金藏》审批调拨进入国家图书馆的具体经过，使这部珍贵古籍的历史档案更为完整，也记载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之际，我党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传奇故事。

    《赵城金藏》是十二世纪金代刊刻的一部佛教大藏经。当时山西潞州有位佛教女子崔法珍断臂发愿，募刻一部大藏经，引起远近震动，一时施款不绝，得集巨资。崔法珍遂延请书匠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版刷印佛经，赤轴黄卷，装成6980余卷，进呈金皇室，得到封赏。随后板片运京，继续增补修订。元代初年，藏经又有补刻，为赵城县广胜寺所请，刷印一部，运回山西。后来金藏书板俱毁，在赵城县广胜寺密藏的这部较为完整的金代大藏经就成为传世孤本。由于《赵城金藏》行款格式主要仿中国第一部版刻大藏经《开宝藏》，因此在《开宝藏》几乎失传的情况下，《赵城金藏》堪称各种藏经中最有价值的一部珍品，也是宋代山西刻本的代表作，被誉为年代最久远、版本最珍奇的藏经。

    《赵城金藏》入藏广胜寺700余年间，明代曾有修补，后不为人知。1931年，“影印宋碛沙藏经会”在上海成立，该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与蒋唯心一起编审经目，校订经文，寻访缺经。从1932年1月起，范成先后奔走豫、冀、晋、陕等地。1933年8月，他在陕西听说山西有“卷子经”的消息，遂沿汾水到洪洞县千佛寺，见到古经十卷，经首刊有“赵城广胜寺”字样，急忙赶赴广胜寺，果见该寺藏有经书，已尘封积秽。范成见此经罕见，分函各处报告，既而发现附近百姓家也有此经，于是出资购买了200多卷，赠给广胜寺。

    范成亲自整理该经30余日，统计尚存5017卷，并与广胜寺相商，借了部分经卷到北京翻拍，后由北京三时学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图书馆联合出版了《宋藏遗珍》46种249卷。但当时范成并不知道该经的确切名称。1934年10月，蒋唯心赴广胜寺调查，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才把此经的原委弄清楚。至此，这部尘封几百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赵城金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发现《赵城金藏》的消息震动了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人到广胜寺考察，许以22万银元收藏此经，遭到拒绝。1937年9月，侵华日军进占山西北部，驻防晋南的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和阎锡山先后两次与当地士绅合议藏经转移之事，都被拒绝。住持力空法师将《赵城金藏》五千卷封于广胜寺飞虹塔内，以保证藏经安全。

    1938年2月26日，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处于日军占领区内。1940年至1941年期间，日本人多次询问《赵城金藏》的下落，均被士绅谎称被李默庵运走搪塞过去。1942年春，日军忽然提出要在农历三月十八（5月2日）传统庙会期间上飞虹塔游览。危急之时，力空法师赶到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县长杨泽生同志共同商议解救办法。同时，太岳区二地委也获得了日军将奔赴广胜寺抢夺《赵城金藏》的情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李维略）迅即向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薄一波等同志做了请示报告。区党委和军区商议后决定立即抢救《赵城金藏》。

    1942年4月27日入夜后，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战士、机关干部及民兵百余人进入寺内，在寺内僧人的配合下，从飞虹塔取出经卷，传递到塔下。午夜12时许，全部经卷安全运出广胜寺。战士们跑步把经卷运到郭家节驮运站。驮运站事先准备好驮驴，郭家节村群众烧开水、备草料，天亮前，经卷全部从驮运站起运，4月28日到达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太岳军区领导陈赓和薄一波同志等得知经卷安全转移，立即通令嘉奖了全体参加抢运工作的战士。

    不久，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清剿太行根据地。地委机关的同志只得带着经卷，在马岭、泽泉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反扫荡战斗结束后，才把经卷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管。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赵城金藏》脱险。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保证藏经安全，太岳区派人把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指定专人保管。时任太岳区党委书记的薄一波同志非常关心藏经安全，经常派人检查，一发现矿内渗水潮湿，就将经卷搬出晾晒，避免发霉。据薄一波同志回忆，一次，薄一波同志派护经战士到煤窑查看藏经安全，战士在途中与日寇遭遇，为保护藏经安全，把敌人引向相反方向，被日军逼入谷中，不幸遇难。

    1946年，中央将《赵城金藏》调拨我党建立的北方大学管理。同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平汉线，北方大学转移到山区，经卷运至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就地存放在该村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同志指派张文教同志负责照看。张文教同志接管藏经后，发现不少藏经受潮霉变，想尽各种办法把受潮经卷烘干，在长乐村找到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搬到阁楼上收藏，结果积劳成疾，呕血病倒。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应北平各界人士请求，薄一波同志电令太行行署将《赵城金藏》4330卷又9大包运至北平，1949年4月30日正式移交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成为我党拨交北平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珍贵文献。《人民日报》于1949年5月21日头版登载了《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的消息。1960年，山西省博物馆将该馆原藏152卷《赵城金藏》转让北京图书馆。1982年，山西省新华书店冯玉玺先生又捐赠了两卷《赵城金藏》。加之历年收藏的零种，至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藏经总数达到了4813卷。

    《赵城金藏》作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得到了精心细致的保护。1949年入藏时，由于长期存放在潮湿环境中，当时的《赵城金藏》破损霉变非常严重，纸张粘连板结在一起，十之六七无法打开。为修复这批文化瑰宝，自1950年起，中央政府在当时战火硝烟尚未散尽、国家经济状况困难的情况下，特地拨出修复款项，并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董必武、周扬同志亲自批示，从琉璃厂请来四位师傅开展修复工作。香港佛教界也募集云南纱纸和贵州皮纸资助修复。赵万里先生精心筹划修复工作，首次采用“整旧如旧”原则修复藏经。经过16年的努力，到1965年，《赵城金藏》全部修复完成，被精心保存在恒温恒湿库房和楠木书柜中。

    1999年12月1日，92岁高龄的薄一波同志专程来到国家图书馆参观“善本特藏五十年精品展”。他在《赵城金藏》展品前驻足良久，仔细观看经卷，对比修复前后状况，认真询问《赵城金藏》的修复和保护情况，深情回忆起当年为抢救保护这批中华瑰宝作出贡献的广大军民，并讲述了当年护经战士为保护这批藏经英勇牺牲的故事，殷切期望国家图书馆领导和员工要继承烈士遗志，做好善本古籍的保护抢救工作，并欣然签字留念以示鼓励。

    在开展《赵城金藏》修复和保护的同时，国家图书馆积极利用展览、出版等方式揭示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藏经，以便于社会各界研究、利用。1949年《赵城金藏》入藏北平图书馆后，北平图书馆即举办了专题展览，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人民日报》于5月31日发表了向达教授的《记〈赵城金藏〉的归来》一文，讲述展览上的珍贵展品。此后，国家图书馆又在“善本特藏五十年精品展”、“百年守望——国家图书馆特藏精品展”等大型展览中，将《赵城金藏》作为镇馆之宝展出。1984年，任继愈先生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底本进行编辑整理，经中华书局出版，首次全部揭示了《赵城金藏》，使这部稀世珍宝得以广泛流传。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版影印出版了《赵城金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