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我认为,其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则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超越斯密-李嘉图自由主义市场-资本逻辑时留下的重要遗产,起先,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无产阶级解放的期望是建立在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顶点上,可是20世纪初以后,这种应该作为资本主义客观发展逻辑结果的社会主义,却转型为一种与东亚落后地区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相关联的解放旗帜。并且,成为不发达地区和国家拒绝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和统治的重要武器。显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1949年的社会解放的历史意义,都在于拒绝和中断外部强加的斯密-李嘉图的资本的世界历史(“全球化”)逻辑,而非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历来鼓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其实,第一个看破斯密-李嘉图自由主义幻象的人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发现,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而只会发生不平等的强权关系,于是,他最早提出贸易保护政策的“德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史中发展中国家走向富强的伟大创举。我以为,一方面,中国在决定走市场经济之路时,社会主义的体制仍然是拒绝不平等国际交换的重要自保护装置,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拒绝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反对教条主义,都是以中国自身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的。对外部的一切条件和建议,对内部的一切政策、方针和路线的调整,也都是以邓小平“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中国在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之后,作为斯密-李嘉图逻辑的客观经济结果的确是出现了一定地区落差和社会分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地方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却是站在主动消除这种经济自发性结果的立场之上的。
实际上,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一个思想路线上的重要问题,即实践优先的方法论。中国的许多问题不是先想清楚了再做,而是先做了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调整。这是任何“主义”都无法解读的社会改革与发展进程。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复杂结合的历史辩证法:一方面,如同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走过的道路一样,中国借助于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合作和分工之中,凭借劳动力、资源等“后发”优势逐步扮演起“世界工厂”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始终对参与世界市场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并依托自身独特的政治优势和文化特色努力探索一条克服市场经济弊端的发展之路。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富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