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记忆的恒久旋律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革命的文艺，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发展”。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延安，毛泽东同志就中国文艺发展道路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历史性的论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在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一代又一代党的文艺工作者投身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创作出大量紧扣时代脉搏，唱响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其代表，其结晶，就是红色题材的文艺作品，红色题材的美术创作，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元素。

    红色，是国旗的颜色；红色，是党旗的颜色；红色尽染，是中国革命奋勇向前可歌可泣的精神写照；万山红遍，江山如此多娇是新中国的真实描绘。

    适逢中国共产党90年华诞，红色题材的美术创作和探讨，掀起又一次高潮。

    源于现实 红色题材的实践印证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文化部的大力支持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等众多单位、机构的协助下，特别是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努力下，“光辉历程·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近期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展出。同观众见面的自上世纪早期至今的众多优秀作品，以历史性的深度和艺术性的力度重温了党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广大美术工作者对党的情感、对历史的缅怀，也体现出艺术家极大的创作热情，堪称又一次红色美术作品的经典汇展。

    这次展览涌现出大批精品力作，如陈逸飞、邱瑞敏的油画《在党的“一大”会议上》，黎冰鸿的油画《南昌起义》，何孔德、高泉、纪晓秋、陈玉先的油画《秋收起义》，靳尚谊的油画《瞿秋白》，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唐勇力的国画《新中国的诞生》，孙滋溪的油画《天安门前》，何孔德的油画《出击之前》，方增先的国画《粒粒皆辛苦》，黄胄的国画《洪荒风雪》，潘世勋的油画《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都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典范作品，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和历经千难万险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召力。

    经典作品展现出经典的历史人物和情境。红色美术作品的创作历史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红色印记息息相关。

    中国最早的红色题材创作大约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前后，古元、力群等艺术家用手中的刻刀描绘劳动人民辛勤劳作的场景，描绘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描绘战士英勇斗争的场面。这些图像语言根植于现实生活，繁衍于艺术创作，奉献于人民群众，讴歌于中国共产党。限于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当时的红色主题创作，艺术手法较为单一，创作的图式也较为简单，但却是奏响一个新时代主旋律的伟大序曲。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万众的欢欣鼓舞化为新中国建设的不懈激情，新中国的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艺术家们也纷纷拿起画笔，用绚烂旖旎的色彩描绘万山红遍的祖国景象与慷慨激越的革命历史。这个时期红色题材的代表作品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王盛烈的《八女投江》、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石鲁的《转战陕北》、四川美院集体创作的《收租院》等等。从作品的创作形式看，油画、国画、雕塑不一而足，从作品的创作题材看，英雄人物、革命历史、战争场景均有展现。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新中国红色题材创作的一个高峰，新作佳作迭出，诸多重量级的红色题材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革”结束之后，“伤痕美术”的兴起，“85美术思潮”的荡漾，艺术家们开始更多的关注艺术的本体，关注个体的生命，即便如此，红色题材的艺术创作依然延续着它那蓬勃的生命力，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钱绍武的《李大钊像》等作品的出现，撑起这一时期红色题材作品的风帆，这些作品的内涵与底蕴隽永深邃，耐人寻味。

    进入21世纪，红色题材艺术创作再次升温。“建国六十周年”、“建党九十周年”这些伟大而颇具纪念意义的历史时刻，“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圆满完成，使红色题材又一次成为艺术界向这个时代所发出的最强劲的音符。如唐勇力重新描绘的经典《开国大典——新中国的诞生》，詹建俊的《黄河大合唱》等等，这些作品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与艺术光彩。

    记录历史 红色创作的恒久动力

    艺术是历史的人文记忆。为人民服务，深入生活、体现真实、尊重历史的红色题材美术作品，获得了艺术的精神价值。

    1958年，28岁的詹建俊在革命博物馆拟定的诸多画题中选择了《狼牙山五壮士》，是因为五壮士的事迹感动了他，并使他产生了纪念碑式的构思。也有观点认为不应当取跳崖前的情节，应着力刻划激烈的战斗场面，以“避免‘修正主义’的消极倾向。”但詹建俊内心里强烈地苦恋着他最初那英雄丰碑式的构想，并前往狼牙山体验生活。他回忆说：“我在宿舍里面绞尽脑汁地画战斗场面，画了几张冲出战壕的，扔手榴弹的，但始终觉得狼牙山五壮士这样一个题材，战斗本身不是核心，主要应是掩护。”顶着压力，怀着力求艺术真实的倔犟，詹建俊创作出这一经典之作。

    红色题材创作，表面看是用视觉语言的形式向观者传递一段历史原境或历史形象的过程，但是其更为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是对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不断延续与不断唤醒。一个没有深刻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忘记过去的民族也是看不到未来的民族，红色题材的艺术创作，正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时代诤友”。

    红色题材创作的另一个价值就是用现代人的艺术思维去重新审视逝去的历史。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旋律，不同时代的艺术自然有着不同的历史视角。真实的历史原境的客观理解与符合时代要求的艺术创作的视觉阐释，是红色题材艺术创作的原则与底线。文革十年中的红、光、亮与假、大、空，对红色题材艺术创作的历史谱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使得美术史研究者对红色题材创作多有诟病，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吸取的历史教训。

    在《开国大典》问世五十余年后，唐勇力重新介入了这一红色主题，《开国大典——新中国的诞生》将63位参加开国大典的元勋都画上去了，有毛泽东主席、6位副主席和56位政府委员。这种尊重历史原貌的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大江东去。红色题材的艺术创作，却始终是代表一个时代艺术成就的最强音。因为它不止是艺术家风格形态的呈现，而且是与过往历史神思遥接的时空媒介，通过一幅幅杰出的红色题材作品，我们能看到一个民族艰苦奋斗的历程，能看到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能看到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记忆，而从这些辉煌的历史记忆之中，我们又能期许到美好的未来。

    如果艺术创作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历史感，脱离了艺术家的独立思考，无异于缘木求鱼，得不偿失。这种艺术创作是肤浅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会很快被遗弃到历史尘埃之中的，这也是当下的红色题材创作所要引以为戒的。只有具备深刻的生活感受，客观理性的历史视角，独具匠心的艺术升华，才能创作出经得住历史潮流百般磨砺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前辈大家们，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