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态效率的改进与实现

    20世纪90年代，世界可持续与发展商业委员会（WBCSD）首次提出生态效率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生态效率是通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商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寿命周期的生态影响与资源强度逐渐减低到一个至少与地球的估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来实现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对生态效率的定义是：生态效率表示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它可以认为是产出与输入的比率，而产出是一个公司、部门或经济整体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输入是此公司、部门或经济产生的环境压力的总和。  

    生态效率的概念提出以后，逐步引起学界的研究兴趣。有学者认为生态效率可以理解为生态改进和经济发展的结合。也就是说，生态效率就是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

    对于企业来讲,生态效率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投资、科技发展、资源利用等朝着产品附加值最大化以及资源耗费、废物污染最小化这一方向发展。将生态效率理念引入到企业中，一定程度上可以促成企业生态友好观念的形成，同时可以成为一种管理工具、一种催化剂，促进企业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产出效率，实现企业发展与生态发展和谐共存的目标。

    然而，好的生态效率并不必然保证相应的生态效果。对生态效率的评价、考核只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企业在微观层面采取相对有效的生态措施，甚至及时改进了其生态效率，但是期望或要求的生态环境质量改进却可能没有实现。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必须落实企业的生态受托责任。

    进而言之，效率是指产出与投入的比值，但难以反映企业资源利用和可再生资源之间的关系，也很难体现企业资源利用状况与非可再生资源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彼得·德鲁克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为成果而管理”的效果主义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的生态经济人关注的焦点是效果重于效率，对生态效率的考量自然也不能例外。由于生态环境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而经济绩效则是驱动发展的动力。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日显重要、生态需要日益成为人们第一需要的今天，人们重点关注的是：企业包括生态效率改进在内的生态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企业的生态化经营对于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

    生态效率必须与经济绩效相结合，意味着需要一种更为明确的反映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指标，以为利益相关者在对公司进行比较时和进行关键的战略决策时提供更可靠、更一致和更精确的信息。因此，企业的生态行为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实现路径成为考察的重点。笔者认为，这一实现路径是：生态效率——生态效果——生态收益。

    企业生态收益是指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或开发环境友好产品等行为，实现生态环境的固有生态功能所应享有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收益。企业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承担社会生态责任固然是企业发展进程中的义务，但利益驱动更是企业得以存在的逻辑。生态效率与生态收益的关系告诉我们，只有既具有生态效率，又能促进生态效益的行为，才能获得生态收益。因此，生态收益指标既是企业可持续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利益相关者正确决策的基础。

    企业生态收益既形成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之中，也存在于产品和服务的外部生态影响之中，更贯穿于产品和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生态收益观念在延长企业责任链条的同时，拓展了其权利空间。从表现形势看：企业生态收益可分为产品生态收益、服务生态收益和声誉生态收益，产品生态收益和服务生态收益是企业实现的正常收益，声誉生态收益则是企业由于生态效率的提升，生态效益改进而获得的产品、服务溢价或其他直接、间接收益。从生态收益的来源分析，可以分为内部生态收益和外部生态收益：社会生态收益=内部生态收益+外部生态收益。联系生态收益的表现形式，内部生态收益的实现形式是企业的产品生态收益、服务生态收益，外部生态收益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声誉生态收益。

    由于生态收益的来源是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部化，生态效益外部性的会计计量问题成为生态收益的关键点。生态收益的外部计量应坚持货币计量为主，实物计量为辅，同时借助于定量计量和定性计量、模糊性计量和精确性计量相结合的方法。

    随着生态需要日益增加，生态收益的实现途径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伴随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实行，银行贴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生态友好行为的溢价等等，生态需求的市场正在形成，绿色需求和碳汇市场的存在足以为证。

    生态收益的获得，是利益相关者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底线。相比较生态效率，生态收益从效率和效果、从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角度来影响企业行为，对于利益相关者的正确决策和企业行为的规范，对于企业与自然生态系统关系的处理，对于两型社会的建设，更具激励意义。我们知道，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基础，高质量的会计收益准则，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全面、科学的信息。遗憾的是，现有的收益准则，对生态收益的获得基本上采取无视的态度，重生物资产而轻生态资产的计量，直接导致企业生态行为与生态收益的非对称分布和企业生态行为的失范。因此，从生态收益的获得和计量入手进行相关制度建设，促进企业提升生态效率，改进生态效益，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