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而创作

    采风期间，我们来到瑞金的谢家祠堂。1934年红军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围剿”部队在此进行大屠杀，被杀害的群众尸体堆积得比房子还高。他们是因帮助过红军而被杀害的，但却连名字都没留下。在这样严酷的史实面前，再想想今天一些柔软的、散发着浓重商业气息的文学作品，是不是过于苍白、浅薄了？就在这一刻，我决定将自己正要着手创作的长篇小说《红》的视点，放到这些普通民众身上。

    苏区人民的英勇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文学工作者的想像。我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曾听到两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是红军干部的妻子，在红军撤离苏区，与新婚才几个月的丈夫分别时，丈夫说：“我不会死的，你一定要等我！”就为了这句话，这个女人等了丈夫80年！直到她97岁临去世时，仍盼着丈夫归来。另一个女人为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一位烈士，守灵守了70年。其间她曾被误认为是叛徒，甚至被判刑入狱，但平反昭雪后，又回到那位烈士的墓前继续守灵，直到94岁去世……这两个女人的故事，都被我写进了《红》。小说一共写了26个人物，他们都是普通人，但都以自己极不普通的经历为我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故事。我要感谢他们，更要感谢当年千千万万赣南人民群众。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们用自己的故事，用自己像乳汁、像鲜血一样的资源，为我们文学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营养，更让我们时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