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谁说了算？

    ●作为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的中介服务业，信用评级业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它的定价功能使评级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

    ●目前，美国评级机构不断加大向其他国家的渗透,三大评级机构在本国以外的收入占比达到46.7%；而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则困难重重。

    ●我国评级机构缺乏足够充分的评级实践,同质化竞争严重,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无法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得到正确的估值，致使国家利益受损。当务之急，要把扶持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提高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视为我国的核心利益,并纳入国家战略层面。

    6月1日,评级公司穆迪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下调;大约一个月前,受强震、海啸以及随后引发的核泄漏事故的影响,日本主权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公司由此前的“稳定”下调至“负面”;最近的消息是 6月8日,由于市场份额迅速下滑,惠誉国际评级公司将诺基亚发行债券的评级下调至“BBB-”……

    信用评级的力量足以影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随着信用评级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核心资源,民族信用评级业又该如何在高度垄断的全球信用评级市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信用评级世界“一枝独大”

    什么是信用评级?举个简单例子,比如按揭买房,你有多大的信用,需要提供诸如家庭成员、收入水平、工作单位等诸多证明,银行据此决定贷款多少。说白了,就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融资都要有一个信用级别。这个东西是谁定的,就是信用评级公司。

    作为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的中介服务业,信用评级业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它的定价功能使评级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一旦信用评级出现问题,将给整个经济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如企业评级下降,可能直接导致其股价狂跌,甚至企业倒闭。

    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公司。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凭借信用降级来毁灭一个国家,有的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强大。这里提到的穆迪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评级机构之一,它与美国的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并称“全球三大评级公司”。

    弗里德曼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却不无道理。全球信用评级业被美国这三家企业高度垄断,可谓“一枝独大”。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信用评级和企业评级几乎全部出自“他们之手”,世界上形形色色的评级机构只能望其项背。

    信用评级是债券发行人进入国际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必备的通行证。“掌握了信用评级话语权就意味着掌握了全球信息主导权和资本配置权,评级高低将直接影响受评国家或企业进行海外融资的成本高低和利率水平。”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对记者表示。

    美国在信用评级行业还具有强烈的不对等性:美国评级机构不断加大向其他国家的渗透,目前三大评级机构在本国以外的收入占比达到46.7%;而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则困难重重。截至2010年初,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来自美国本土、2家来自日本、l家来自加拿大——而后3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我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去年就被美国评级市场以“在美没有办公室和客户”等理由拒之门外。

    我国评级业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信用评级的重要性。包括日本、韩国、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依靠本国评级机构来维护国内资本市场安全,大力发展本土民族信用评级机构,以保护国家利益。日本规定,西方评级公司给日本企业评级时必须有本土评级机构出具的报告做参照。

    信用评级日益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潮流,也为我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评级业,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也就是近五年,主要是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带动了国内评级业的发展。从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评级的品种也日趋丰富。”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公司总裁朱荣恩估算,去年一年全行业收入大概有4、5亿元;今年尚未过半,收入已经达到去年的全年水平。但不可否认,中国评级业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与金融中心的建设,乃至于国际金融市场要求尚有很大差距。

    “中国评级业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分析,首先,国内评级业业务规模小,市场地位较低。统计显示,国内信用评级机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2009年在央行备案的80家信用评级机构中,有30家亏损,亏损面达到37.5%。在与债券发行人和其他相关中介机构的合作中, 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也往往处于弱势。

    其次,评级业多重监管,市场处于割裂状态。在我国,由于不同类别的债券由不同部门监管,使得债券评级的监管政出多门:公司债券评级业务由证监会监管;企业债券评级由发改委监管;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则由央行监管。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提高了监管成本,降低了监管效率。

    与此同时,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通过控股或业务合作等方式在中国评级市场具有很强的支配力量。据了解,在我国WTO协议中没有关于信用评级方面的条款,国家也无明确政策法规限制外国机构进入中国评级市场。在对评级机构的作用认识不够、监管体系不顺畅等情况下,美国评级机构介入中国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目前其参股的评级机构的市场份额合计已超过2/3以上。“我国评级机构缺乏足够充分的评级实践,同质化竞争严重,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无法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得到正确的估值,致使国家利益受损。”巴曙松说。

    发展民族信用评级业正当其时

    “当务之急,要把扶持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提高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视为我国的核心利益,并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巴曙松提出。

    巴曙松建议,一方面,扶植组建资本实力雄厚的新评级机构,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坚持以民族评级机构为主开展相关业务,并择机成立各国参股的亚洲本土评级机构;严格控制外资评级机构在国内的持股比例。另一方面,要理顺监管体系,完善相关制度,对国内评级市场进行系统整合,关键要提高评级机构的权威性与可信度。

    “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信用评级管理的法规。未来需要建立专门的资信评级法规体系。”朱荣恩表示,国内评级机构还要加强自身建设,包括评级方法和流程的披露、数据库的建设等。“国际评级公司走到今天,主要取决于历史,历史产生经验,历史产生数据,中国的评级业起步晚,经验少,数据更少,需要不断的努力和积累。”

    朱荣恩强调,评级业必须通过成果发布来扩大社会影响力,最后得到社会的检验来提高公信力。“这是国际评级业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评级业应该走的路。”

    “美国评级业的垄断地位与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密切相关。这种金融架构作为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一部分,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是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一个世纪以来博弈的结果。”刘煜辉认为,“必须看到,这其中虽然有很不合理的地方,但目前全球尚且不能拿出一个足以替代它的国际新秩序,而彻底地颠覆则或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其背后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我国民族信用评级业的根本之途在于确保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断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温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