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规益：医心无尘 爱需有“声”

    “我觉得，每天见病人都是一次考试。”八十三岁的屠规益凭窗而坐，姿势端正，恰如学生。

    当然不是怕治病。大半生与头颈部肿瘤打交道，挽救千百条生命，在医学领域写下了多个“第一”，获评“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名医”、首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专家屠规益自有“病无可遁”的坦荡与自信。

    那又为何以考生自居？因为，他深知自己手中的手术刀重若千钧——在学校里衡量考试结果的是分数，而在医院里，衡量医生的是病人的安危。头颈外科，一刀一刀都动在病人的头面部、颈部，事关生命安危、器官功能和颜面形象，考验的不仅是操刀者的技术，更是爱心与医德。

    而他，不仅要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更好；不仅要让自己的病人活得好，还要培养更多自己这样甚至超越自己的医生。

    每一项创新与奉献都源于此。五十八年的着手成春自不待言，就在去年年初，他又与学生、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徐震纲联合出资成立了“头颈肿瘤学人才培养及科研基金”，首批选拔出的5位年轻医生马上就要飞往美国，在国际一流的肿瘤中心深造。为此，他几乎将一生积蓄倾囊捐出。

    或许不需要过多的评价。医心无尘，一个“爱”字，足矣。

    无喉者重获新“声”——“你有本事把喉切掉让他们活下来，就该有本事让他们重新说话”

    “相声演员李文华又能说话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有这样一条新闻令观众们倍感欣喜。作为曲艺舞台上的常客，李文华深受观众喜爱，却不幸罹患喉癌，于1985年实施了喉全切手术。主刀医生，正是时任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的屠规益。

    手术后，李文华成了屠规益和整个科室的好朋友。而他最感谢屠规益的，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手术。

    在一段2005年的影像资料中，李文华缓慢而清晰地诉说着：“20年前屠大夫给我做的喉全切除手术，经过食管发声的练习，我又学会了说话。感谢屠大夫。”

    食管发声，在当时的中国鲜为人知，屠规益却关注了十几年。

    1952年，25岁的屠规益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结业，到北京协和医院做耳鼻喉科大夫。十年后，他奉命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外科，开始接触大量喉癌患者。

    “刚开始主刀做喉癌手术还挺高兴的——割了肿瘤，病人就能存活了啊。”一段时间之后，屠规益的心情变了。

    一次去病人家访问，他在别人指点下，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病人，原本身高体壮的汉子默默呆坐着，缩成一团，头也不抬；没过几天，又传来一个噩耗：另一个病人因为忍受不了有口难言的痛苦，跳楼自杀了。

    “我前脚下了手术台，后脚社会上就多了一个残疾人，自责啊！”屠规益苦恼起来。有没有办法让无喉人重新说话呢？他查找资料，发现国外那时已经有了类似的“无喉者俱乐部”，可具体怎样办？囿于当时不甚发达的信息网络，有关资讯并不多。

    李文华术后，屠规益自责更深。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以前的喉全切病人田永光，他已经能做一些简单的对话了。原来，他经人介绍，从山东医学院学会了食管发音。屠规益立即带着田永光去给李文华“打气”。情绪消沉的李文华听了田永光的事，眼睛亮了：“你能学会，我也能！”于是，他开始学习食管发声，从运气练起，慢慢地往外蹦字，然后一个词、一句话。三个月后，终于可以和人交流了。

    李文华的成功鼓舞了屠规益。他找到了更多的资料，萌生了在肿瘤医院开食管发音训练班的想法。

    这与医院的主业似乎是无关的。当时医疗资源紧缺，医生们觉得手术都忙不过来，哪里有空管这个？屠规益不放弃，告诉科内医师：“你有本事把喉切掉让他们活下来，就应该有本事让他们重新说话。世界上已经有这个技术了，可病人没地儿去找啊！”

    一批年轻人被说动了。找教师、自学、编教材……经过几年的小规模试验，1990年，训练班终于开起来了。屠规益亲眼看到，多少学员在这里艰难地吐出了第一个字，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而李文华也成了训练班的特约辅导员，常来到病友们中间，为他们“现身说法”，直到2009年因肺心病逝世。那时，距离他接受喉全切除术过了整整24年。

    培训班开办二十年来，帮助近600名无喉人找回了幸福。九成的喉全切除病人，通过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就可重获新“声”。

    手术匠人？不欢迎——“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大夫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

    作为学生，徐震纲印象深刻的是，老师精于手术，却不像很多外科医生那样热衷于手术。相反地，他总在各种场合提醒同行“三思而后行”。

    坚决反对早期病变采用致残性手术，坚决反对过度手术，坚决反对“手术匠”。违背了这条底线，屠规益不惜“唱红脸”，不为别的，只为了让病人活得更好。

    他的训诫，学生们倒背如流——

    “是病人需要做手术，不是你医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以最小的手术获得治愈才是最大的成功。”

    “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大夫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恶性肿瘤治疗已经超越了单一外科范围，要多学科参与。”

    “医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宽容。你考虑问题不成熟，出了问题，你可以慢慢改，但对病人来说损失已经造成了，不能挽回……”

    身体力行，更是一定的。回顾屠规益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此思路下取得的。

    早在1963年，他就尝试了国内第一例声门上型肿瘤部分切除术，只切除病变部分，最大限度地保留喉的发声功能。手术成功了，病人术后又生存了9年，突破了当时“晚期喉癌必须全切”的流行观点。此后，他又逐步扩大适应症，改为手术前或手术后放疗，对更严重的病变切除3/4喉，使患者保留语言功能。这一方法使病人5年生存率创纪录地达到80%，后来被广泛推行。

    “不只是喉。晚期上颌窦癌一般要摘除眼球，他设法先用放疗控制周边，保留了眶内容。颈淋巴结转移癌讲究‘大清扫’，他设计应用局部择区清扫，比国际流行术式领先了整整10年。”屠规益的博士生、肿瘤医院头颈外科副主任刘绍严介绍。

    慎重不等于保守。只要认准了对病人好，他也会做前人主张“不切”的手术。鼻咽癌是中国高发病症，手术治疗困难，一般首选放疗化疗。但一旦放疗未控复发，手术风险就更大，基本成了“无人涉足的禁区”。屠规益不信邪，他在严密查证的基础上，为患者开刀施治，治疗后5年生存率达到45%。美国斯坦福大学医院医师来访时说，这是一项很大的创新，他们回去也要学习开展。

    这些似乎都不算难，因为是在自己把控之内；难的当数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实现。

    “当时综合治疗在我国还只是个理念。按我们的医院分科制度，医生习惯于用本科室的手段治病，怎么搞好各科室间的配合？不容易。”屠规益坦言。但他认准了这个方向。“这是国际惯例。多学科的医生要一起会诊，依据病人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就拿头颈部肿瘤来说，到底手术还是放疗？不该是哪个部门说了算，而是病情需要说了算。”

    他拿出一份肿瘤医院治疗的病例报告，结果显示：口腔癌单纯放疗5年生存率27%，单纯手术5年生存率57%；而术前放疗5年生存率则高达81%。而下咽癌则依次为：放疗17%，单手术20%，综合治疗49%。

    生命的长与短，就在合作与不合作之间。屠规益主动向放疗科等非手术科室寻求帮助。见到这位国家级名医如此虚心热诚，其他科室慢慢配合起来。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下，下咽及颈段食管癌放疗后手术5年生存率提高了一倍。

    为了合作更顺畅，屠规益呼吁重新划分科室设置：“如果按照肿瘤的解剖位置来设置科室，例如脑肿瘤科、头颈肿瘤科、骨肿瘤科等，然后各个科室根据肿瘤特性，综合应用各种治疗手段，治疗效果会更好，效率会更高。我们的妇瘤科就是这样工作的。”

    这是一个梦，他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

    学习吧！年轻人——“publish or perish（要么写文章，要么毁灭）”

    英文流畅，交谈阅读不在话下；电脑娴熟，发邮件敲字制图无所不能；每天看书查资料好几个小时，经常花上一两星期认认真真写论文;想开博客做健康咨询，又忙于带头编书没有闲暇……后辈们公认，屠大夫的科研思索、学习热情和“时尚程度”是他们谁也不及的。

    他爱读书，常买书，靠墙一排书柜，曾经摆满了精挑细选的书籍。现在少了很多。一问，是年轻人借去了。谁借的，何时还？不清楚。

    助手王红看不下去了，拿来笔记本，“登记一下吧，多可惜啊。”过了一段来看，状况依旧——书越来越少，本上干干净净。再问，他哈哈大笑：“登什么记呀，书嘛，有人看，总比在书柜里落灰好啊。”

    年轻人看书，他高兴；如果有人不但读书还写文章，他更会另眼相看。

    “美国学术界有个说法，‘publish or perish’(要么写文章，要么毁灭)。我是这么做的，也很希望学生们能做到。”屠规益说。在他看来，写文章是个学习、思考的过程，不可取代。科室里的年轻人也常常笑言，自己的文章全是屠老师“逼出来”的。“有一次他和夫人出差回来，我们去机场迎接，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那篇文章写好没有？我都没有思想准备。”一位护士说，像她这样的“非入室弟子”，屠规益也抓得很紧，有时候其他科室、兄弟医院的年轻人请他修改论文，他也总是一口应下来，细细地看，精心地改。只要爱学习，他一视同仁。写出了好文章、总结了好经验，他就鼓励年轻大夫上报成果奖，甚至把属于自己的机会拱手相让。“我老了，你们还年轻，你们更需要”。

    除了读书、写作，屠规益对学生的要求更体现在临床学习中。“你们是掌握病人命运的，必须把基本功练扎实，绝不许急功近利、眼高手低”，这些教导深深印在刘绍严脑中。三年博士生涯，他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每一次查房、讨论，都是屠规益为他们精心准备的课业与考试。

    “屠老师常带我上手术台，指导我如何既能彻底切除肿瘤，又能最好地保留功能；既能加快手术速度，又能使出血量最少。每次手术，年届七十的他都站几个小时，坚持到我缝完最后一针，并亲眼看我把伤口包扎好后才离开手术室。”屠规益的最后一位博士生魏伯俊回忆。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深夜，医生宿舍区的大门已经锁了，年轻医生们睡梦正酣。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开门，快起来！”一个声音反复地叫着，细细一听，竟是屠规益！有人赶紧打开门，屠规益说：“病房有个病人病情变化，你们虽然不值班，也该赶紧起来跟我观察去。”后来大家才知道，60多岁的屠规益一着急，翻墙进了宿舍区。

    屠规益考虑的，不只是一个科室的水平提高，更是全国头颈外科的整体发展。因此，当他牵头的“头颈肿瘤学人才培养及科研基金”成立后，他提出交给中国癌症基金会运作，首先面向全国省市级肿瘤医院选拔人才。

    “他们去，不只是学技术，技术国内并不差，手术机会多；关键是学习怎么对待病人，学习以病人为本的医疗体制与文化。”屠规益说。有人劝他，你这笔钱很可能“听个响都没有”，白扔了。他说，自己没奢望过在有生之年看到成果，因为学生培养是长期的，但至少，“我们在尝试。会有变化的。” 

    既敬他,也怕他——“听话又不听话,跟时代又不跟时代”

    屠规益总是笑眯眯的，是个风趣开朗的“好老头儿”。

    “屠老，有段时间没见您了，身体挺好吧？看您这腰板，多直啊。”

    “不行了，前段时间刚做了手术，腰板直，是因为后背戳着一大块钢板呢。”

    “啊？真的？您好点了吗？”

    “好多了。不信，你摸摸……哈哈，真摸呀？哄你的啦。”

    这是一段发生在屠规益和同事之间的对话，正代表了典型的“屠式风格”。

    和他一起工作，决不会枯燥，他总是轻轻几句话就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然而，这样的屠规益，却是出了名的让人“又爱又怕”。

    学生怕他，是因为他严格与坚持原则。

    几乎没有哪位学生没挨过他的批评。“我是1992年考上他的博士的，一共三个人。屠老师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病区，要求我们24小时留意病人，并严格查房。每次查房，他都会详细询问病人的饮食、用药等细节，我们一旦答不上来，他就会当众批评。”刘绍严回忆。已是海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的博士生李进让，也曾在一次交班会上被屠规益狠狠地点名批评过，原因就是在查房时为一个病人查了电解质，却没有及时对异常血象做出处理。

    同行怕他，是因为他善于质疑、不留情面。

    屠规益曾在门诊看到一位13岁男孩，被诊断为鼻咽癌，在外院手术，造成了上颌骨手术后坏死。“好好的孩子，硬给做残了！”极度痛心的他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公开署名发在了健康网上。有人劝他隐去姓名，他生气了：“有什么怕的？这还不管，再有病人遭殃怎么办？”

    不久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论述用化学类药物完全代替手术治疗喉癌。老人又生气了：论证不严谨、结论会误导医师和患者。他立即写了文章，针锋相对，提醒医学工作者绝对不能凭空臆想。“要向先进经验学习，但是向国际水平接轨要有自己的人文底蕴和学术底线”。

    在他同样提出质疑的文章《〈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专家共识〉之我见》里,有这样的语句：“国外专家指出：近年来，医学界有两个重要动向：第一是贯彻医学人道主义，医师应该理解‘患者对于医疗决定有自己个人的价值观、目标和意愿’；第二个动向是在循证医学实践中，医疗决定应源自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两点是肿瘤医师所要遵循的和用来衡量任何‘共识’的。”

    “这两点正是他毕生遵循的准则。对待学术不端和损害病人利益，他有一种‘零容忍’的精神。”李进让说。而屠规益如是评价自己：“他们都说我‘不听话’，落后于时代。其实我是又听话又不听话，又跟时代又不跟时代。听什么、跟什么？由真理说了算，由病人的利益说了算。”“时代在前进，要紧跟；时代有返潮，要有异议。”

    但是，怕归怕，大家却始终敬佩他，爱戴他。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批评都立得住脚，对事不对人；也因为，他对病人的爱，诠释了“爱之深，责之切”的真正含义。

    关于他的一个细节，已经被收进了2008年考研政治试题——有位医生患了甲状腺瘤，屠规益为他在局部麻醉状态下开刀。手术结束后，屠规益俯下身来轻轻地说：“对不起，让您受苦了！”这是他经常对术后病人说的一句话，深深震撼了这位年轻医师的心：以前他自己为病人主刀，当病人喊疼时，他总是说：“别乱叫，手术哪有不疼的！”两相对比，这位年轻医生懂得了如何善待病人。

    带血的痰液脏不脏？一般人都会避之不及，屠规益却不。喉癌患者颈部气管造瘘口处常会不受控制地喷出痰液，屠规益给他们做检查时，总会习惯性地伸手护住这里，痰咳在他手心里，就不会污染周围的人和物。

    跟屠规益做一台手术下来，就能切身体会到他对病人的用心：如何关闭皮肤伤口才能使瘢痕最小，如何包扎伤口才能愈合最快，如何更换喉垫才能使病人的痛苦最轻……都是他必然考虑且时时叮嘱学生的内容。

    “是带着情对待病人，还是把病人当作练手的工具、赚钱的本事？医生要时刻扪心自问：病人在不在你心里？”屠规益说。他正是这样叩问自己的，也愿把这一问，送给天下所有医生。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吕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