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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城市的步伐日渐匆忙，当发展的洪潮淹没了记忆，当人们偶尔翻开一个城市的相册，发现身边的旧影还未来得及回味便已匆忙地消逝，留给我们的，唯有一声叹息。辽宁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全省共有1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其中80%以上因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生产生活等人为因素而消失。本报从今天开始对辽宁省文物保护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力图以一斑而窥全豹，推动全国文保工作的发展。欢迎读者加入我们的讨论。
沈阳的魏家楼子墓群、大连的金龙寺青铜短剑墓、鞍山的老戏园子、营口的日本领事馆旧址、朝阳的哨口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这些，都曾是地面上真实存在的遗迹，如今已全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变成了普查表上形单影只的文字。
辽宁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全省共有1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今年33岁的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陈赫，10年前就开始拍摄老照片。尽管他年轻腿勤，但仍然发出感慨：“相机没有推土机快。有些历史遗迹，我前脚刚拍完，后脚就被推土机铲没了。”
“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辽宁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遗迹2.4万余处，其中新发现1.2万处，新发现率超过100%；欣喜之余，普查队员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二普”时登记的1.1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1000多处消失。其中既有古遗址、古墓葬、古军事设施，也有近现代遗迹和建筑。“有些历史遗迹普查开始的时候还有，一转眼的工夫，就没了。”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专家、辽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辛占山告诉记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部就曾下发《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要求对1840年以来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办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企业、事业单位，如厂矿、银行、医院、学校、教堂、育婴堂等旧址和遗物，要选择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作为帝国主义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历史罪证，加以保护和陈列，以教育群众。然而这样一纸规定，对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如圣旨；对个别开发商来说，是废纸。
铁岭市银州区工人街南马路西段，有一座精致的西式小楼，系“满铁病院”旧址，建于1900年，是铁岭一处最具特色的景观，曾是铁岭县委办公楼，也曾作过铁岭市委办公楼。“‘三普’开始后，我们决定将它申报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小楼已经被夷为平地。”辛占山很遗憾地对记者说，“我们只好把它从申报名单中划掉了。”
百年老街凤鸣街近代建筑群已被列入大连市历史文化遗产名录，但也遭受到锤斧之痛。据人民日报今年1月4日报道，凤鸣街是大连仅存的一条近百年的完整老街，长约1200米。街两侧原有100余栋建于上世纪20、30、40年代的“和风欧式”建筑，小楼造型别致，极少重复，并都配有独立的院落，具有极高的观赏、研究和史料价值。可是，自去年11月始，近一半的建筑已被拆除。虽然保留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和郭沫若夫人郭安娜的故居，但老街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却被破坏了。
今年4月6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活动，公布了入围的15个街区，辽宁14个市无一条街入选。这个消息让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专家、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姜念思很是遗憾。他说，沈阳中街本来是一条有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街，并在20多年前就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也挡不住旧城改造和招商的大潮流，一些老建筑被拆除，新盖了许多新建筑，特别是两座体量极大的现代化建筑（兴隆大家庭和恒基广场），极大地破坏了中街的历史风貌，否则中街完全有条件申报全国历史文化名街。（本报记者 毕玉才 特约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郭宝平）
当城市的步伐日渐匆忙，当发展的洪潮淹没了记忆，当人们偶尔翻开一个城市的相册，发现身边的旧影还未来得及回味便已匆忙地消逝，留给我们的，唯有一声叹息。在辽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主办的杂志《辽宁记忆》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悲怆的文字。
文物消失80%以上系人为因素
辽金元时期的护心屯遗址，2009年因城市改扩建，农村变社区而消失；新石器时代的北岗子遗址，因修京沈高速公路卖土而绝迹；青铜时代的大林头贝丘遗址，1998年因建设高尔夫球场而被毁；明代的庙沟庙址，1987年因建养猪场而遭破坏；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蚂蜂庙址，改成了村委会办公室，庙里的铁钟被当废铁卖掉……
记者翻看着《全省三普消失不可移动文物汇总名录》，仿佛在翻阅着一本历史文化遗迹的墓志铭。在“总目录”登记表里，专门有一栏记载文物消失的原因。记者发现，消失的1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80%以上因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生产生活等人为因素而消失。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图书馆”旧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一马路10号，多年来一直作为沈阳铁路局图书馆使用，是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当年，它表面上是一个文化机关，实质服务于殖民侵略机构，是日本人了解东北乃至中国的渠道，显露侵略者的阴谋野心，是日伪统治的“活化石”，是中国人被奴役的见证。2009年被拆除前，志愿者们多方呼吁，仍然未能改变其命运。如今异地重建于和平区南三马路10号。经过异地重建后，不要说原有的建筑材料已经被“脱胎换骨”，就是外观也由2层变成了4层，完全“改头换面”了。这与其说是“异地重建”，莫不如说是“择地新建”。志愿者孙叶新说，老建筑是城市的记忆，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人们对这个城市也就不再熟悉了。他给记者发来三张照片，并问了记者一个问题：“尽管这个东西还在，但这还是原来的满铁奉天图书馆吗？”
伴随着汹涌而来的开发潮和建设潮，文物保护已经到了最危机的关头。姜念思对记者说，在谈到古城保护的话题时，总有人错误地以为保护古城、恢复古城风貌，就是要恢复历史遗迹，复建消失了的城墙、角楼、城门，甚至护城河。殊不知文物的价值在于原真性。复建、新建再好、再像，也是假古董，不具备任何文物的内涵和价值。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有价值的真文物的保护上，使它延年益寿。
辛占山说，一些地方政府法制观念淡漠，法人违法现象严重，导致文物大量毁损。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政府部门政策失误、玩忽职守，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惩罚力度。
除了生产、建设、开发，一些不法分子的黑手也屡屡伸向文物古迹。辛占山痛心地说，近些年来，破坏古墓葬的现象非常严重，几乎每年都有发生。2009年，仅辽宁朝阳县一年就破获盗墓案件30余起，抓捕犯罪嫌疑人40多人。被盗的多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辽代贵族墓葬，收缴的100余件文物中，珍贵文物就占70多件。
位于辽宁西部建平、凌源两县(市)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以确凿的考古实物证明五千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如此圣地，竟有企业主指使他人，动用大型机械，使用爆炸物品，在遗址群内大肆开采铁矿石，致使红山文化遗址遭到严重破坏。
警惕文物破坏向乡下、地下、水下和当下蔓延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递交提案，呼吁加强对古村落和古村落文化的保护。冯骥才说，目前全国有230万个村庄，普查显示，依旧保存跟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现在还剩2000至3000个，而在2005年时，这个数据还是5000个。
“其实，受到威胁的何止是乡下文物，还有地下、水下。”姜念思告诉记者，随着城市开发力度的加大，可利用的开发空间越来越小，于是一些城市便把目光投向了具有丰富文化遗存的地下，擅自将城市中心地带的地下开发权转让。
“说到文物遗址、遗迹的保护，水下文物保护任务也很艰巨。”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田立坤说,如何制止日益猖獗的文物盗窃、走私等非法行为，无论在水下还是在陆地上都是很严峻的问题。
这次三普，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不仅对陆上文物进行了地毯式考察，还对水里可能存在的文物进行了摸底。在辽宁辽阔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上百处水下文物遗存疑点。其中不乏一些著名战役如甲午海战、日俄海战的沉船遗存。一些不法分子已经开始把黑手伸向了水下的这些珍贵文物。
据《半岛晨报》2009年11月26日报道，有位渔民驾船出海的时候，突然听到类似陆地上打桩发出的声音，顺着声音望去，看到一个大平台，平台上有一个像吊车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不停向海底打去。后来，渔民听说，这些人在打捞沉入海底的船。将打破的碎片捞出后，再把它们卖掉。
去年全国两会上，民革辽宁省丹东市委副主委陈德委员呼吁，打捞致远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一直没人响应。“我们对它还只能是尽可能地保护。古沉船等水下文物保护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文化部门，但文化部门不具备执法权，也没有专项经费，实施有效保护确实力不从心。”庄河市文体局局长梁静波说，我们迫切希望在公安、渔监、文物保护部门间建立联动机制，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这些水下文物。
“不仅要保护那些已经远去的文化遗产，还要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辛占山说，现在有一个趋势，时间离我们越近的遗产，消失得越快。就像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所说，“人民公社50年前风靡全国，但是国家文物局现在只找到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
有人曾这样问道：在一个城市中，当你看不到500年前的影子，看不到100年前的影子，甚至连50年前的影子都找不到时，你会不会感到恐慌？ （本报记者 毕玉才 特约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郭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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