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专门制作的小木凳,年届9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以精湛的技术,用15分钟,干净利落地为一位患者切除了直径15厘米、重达2.5公斤的肝部肿瘤。
4月16日上午,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记者现场目睹了这一手术的全过程。
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这个当年曾被学校认为不适合当外科医生的小个子大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肝脏外科医学的奠基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肝脏外科医学领域的著名医学家。
追随
“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吴孟超
镜头回放:1939年,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在马来西亚诗巫光华初级中学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吴孟超是其中最激动的一个,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八路军会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感谢电。原来,吴孟超是光华初中毕业班的班长,正是他接受当地华侨领袖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建议取消由校方和学生家长出资的毕业聚餐,将省下的这笔不多的钱款以“北婆罗州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捐给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
回忆往事,吴孟超说,八路军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深深地印在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时,回国到延安找八路军,是他最迫切的愿望。
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6位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越南,自云南入境。
到昆明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严密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吴孟超考取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但在毕业考试时,外科只考了65分,而小儿科的成绩是95分。按当时惯例,哪科成绩考得好,就被分配到相应的科室去工作。
当吴孟超找到学校教导主任,说自己想去外科时,得到的答复是“你也不看看自己的个子,能做什么外科?”对此,吴孟超很不服气,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做外科医生,而且还要做最好的外科医生。”
1949年8月,上海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前去应聘的吴孟超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从此,吴孟超拿起外科手术刀,走上医学报国之路。
1949年上海解放时,吴孟超亲眼看到的情景,坚定了他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吴孟超回忆说,那天,天刚蒙蒙亮,正在上海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冰凉的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他坚信,共产党能领导出这么好的部队,肯定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新希望。
1956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吴孟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年3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他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196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吴孟超的小女儿吴瑛从睡梦中惊醒,她睁开惺忪的眼睛,朝发出声响的地方望去,发现妈妈正在帮爸爸擦眼泪。爸爸怎么哭了?
原来,吴孟超遇到了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组织上搞“清队”,由于他是归国华侨,其历史无法通过“外调”核实清楚,便把他的党籍“挂”了起来。然而,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去上班,每月按时交党费。
近年,早出晚归忙工作的吴孟超很少看电视,但每天的《新闻联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必看,因为他时刻把党和国家的大事放在心上。
2010年4月,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他说:“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红四军总部还筹措1000块大洋建起这所医院,足见医疗工作的重要性。人民军医,只有在本职岗位上不断进取,才对得起死难的革命先烈。”
创新
“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吴孟超
镜头回放:1960年初,吴孟超出席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在会上,他报告了他和战友张晓华、胡宏楷的最新研究成果——“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与会专家听完报告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仔细地审视了吴孟超提供的研究资料,经过分析、核实后得出结论:这确实是肝脏解剖新见解,而且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我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
1958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技进军”的号召。这一年,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访问,一个日本专家在参观时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世界水平,最少要二三十年时间。”这激起了吴孟超的斗志。他连夜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成立肝脏外科攻关小组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十分坚定地说:“世界肝脏外科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
很快,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胡宏楷一起组成“3人攻关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从此,吴孟超向肝脏外科医学领域发起冲锋。
当时,中国肝脏外科没有教科书、没有符合正常生理的肝脏解剖理论、没有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先例。面对一张白纸,如何下手呢?吴孟超、张晓华和胡宏楷一起查阅了我国以往肝脏手术纪录，发现所有手术失败无不因为对肝脏解剖关系不清，导致术中大出血。于是，他们决定从研究肝脏血管的分布开始。
一个理想的肝脏标本是用4种不同颜色的液态塑料，分别注入肝脏的四种管道，等塑料在其中凝固后再用腐蚀剂把外面的肝脏组织腐蚀掉，才能形成一架肝内各种管道的主体构型。于是，3个年轻人把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作为实验室。让他们为难的是，找到合适的灌注用塑料材料远没有找肝脏那么容易——这种材料既要能在注入肝脏血管后定型，又不会被硝酸腐蚀掉。
3个年轻人分头跑到十几家大医院去取经，还到十几家化工厂和塑料厂去讨教，结果都无功而返。
天无绝人之路。1959年，容国团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广播里反复播出的消息让吴孟超兴奋不已。他一拍脑门：“乒乓球不就是塑料做的吗?还没有用这种材料试过呢!”他立即上街买了几个乒乓球，剪碎后泡在丙酮溶液里，加上盖子让它溶化。
第二天，丙酮液变成一种胶状物。吴孟超将之放在桌面上，不一会儿便凝成固态，定型成功了！吴孟超心中一阵欣喜，马上到乒乓球厂买回赛珞璐材料，进行新的试验。最终经过反复试验，三个执著的年轻人一口气摸索了两个多月，终于做成第一个能够满足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
随着制出的标本越来越多，吴孟超对肝脏的结构也从混沌到清晰，直至烂熟于心。1959年，他们制作成功第一具完整的中国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为肝脏外科手术提供了解剖学基础。1960年初，他们又提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肝脏外科手术有了“指南针”。
2006年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上，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国发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让84岁的吴孟超又一次热血沸腾：“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
全世界每年约有62万人新发肝癌，死亡近60万，我国占其中的55%，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健康。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从北京回来，吴孟超就联合王红阳、顾健人等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
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为了尽快建成这个中心，吴孟超带领有关人员精心选址，周密计划，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
有一次，他生病刚打完点滴，又要去北京汇报“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的可行性报告。从首都机场出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的一段路他竟休息了七八次，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吴老真是不要命了。”
2010年8月，国家肝癌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组评审。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落户上海，吴孟超最大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想进行的肝癌诊疗集成式研究有了最佳实践平台。
人梯
“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吴孟超
镜头回放：1990年12月，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中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这天，吴孟超带着8名学生与会。吴孟超的8名学生相继登台亮相，宣读论文。经过专家评比，他们的论文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此时，在场的人们才意识到，“团体冠军”被吴孟超带领的学生夺走了。
1978年，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作为肝胆外科的开创者，吴孟超深知，就算自己的“吴氏刀法”再高明，也只能救治有限的病人，肝胆外科事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并造就一批年轻的优秀人才。
此时，我国已结束十年“文革”，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已相继恢复，但十年浩劫的阴影挥之不去。关于申报培养研究生这件事，吴孟超回忆说：“当时，也有顾虑，主要是怕受条件限制，误人子弟。但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为我国的肝脏外科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于是，我顶住压力，决定申请培养研究生。”
吴孟超申报硕士培养点，获得国家教委批准后，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他又申报了学校第一个博士培养点。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吴孟超倾注了大量心血。
有一件事，令学生沈锋终生难忘。一次，吴孟超带领沈锋做手术，在最后作肝创面缝合时，担任第一助手的沈锋一不小心将针扎在吴孟超的手上，只听得吴孟超“哎哟”一声。沈锋当即吓了一大跳。
肝癌病人多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较强的传染性，手术中，医生都格外小心，防止划伤手指引起病毒感染。但吴孟超轻描淡写地说：“针扎了一下，不碍事。”护士给他打免疫针时，他笑着说：“外科医生碰到这种事很正常，不用太紧张。”
至今，吴孟超已培养了260多名研究生。近年来，虽然他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但他依然会亲自帮研究生选课程、定课题，定期指导和布置论文。
2005级博士研究生郭献灵说：“当我拿着开题报告找吴老签字时，他会换上老花镜，从第一页开始仔仔细细地看，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当他发现我还没附上查新报告时，就严厉地指出，‘博士课题要有新意，有前瞻性，你没有查新报告怎么证明你的课题具有创新性，没有查新你怎么知道当前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点石成金的道理。丛文铭研究生毕业时，对自己专业发展方向信心不足，吴孟超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国肝癌患者多，病理标本也多，将来肝脏肿瘤病理专业一定会大有前途，你要争取成为知名的肝脏病理专家。”
丛文铭按照吴孟超的指点，一直致力于肝脏肿瘤病理的研究，现已成为全国肝脏移植病理协作组组长。
吴孟超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愿望十分强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深造——
1987年，他把王红阳送到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学习。现在，王红阳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生物信号转导领域拥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1989年，他将郭亚军派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中心深造，并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优秀人才；
1992年，他帮助沈锋赴美国学习。回国后，沈锋在肝癌综合治疗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为了开辟肝胆外科新领域，吴孟超把目光投向肝移植。1993年1月，他特意安排杨甲梅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卢斯大学考察学习。
王红阳、郭亚军、丛文铭、杨甲梅、沈锋只是吴孟超学生中的优秀代表，目前，吴孟超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活跃在我国肝胆外科一线。
吴孟超从来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相反，他总是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自己。他常说：“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
“间歇性肝门阻断法”是吴孟超创立的经典肝脏手术止血法，已被我国肝胆外科界沿用了几十年。但吴孟超并不把自己建立起来的方法，看作是不可怀疑和不能改进的，他不断指导和鼓励学生改进止血技术方法——
2004年，他指导学生周伟平教授完成不阻断下腔静脉的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
2006年，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杨甲梅教授完成了国内首例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进一步完善了肝脏手术的止血技术，使手术效果大大提高。
大爱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
镜头回放：2009年8月，一个患晚期肝癌、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收的病人，到医院看吴孟超的门诊。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康复。”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他收进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那个病人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们再不收，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
每周二上午，是吴孟超出门诊的时间。一到8点，他总是精神抖擞，穿着整洁的白大褂，和蔼可亲地出现在病人面前。
冬天，有的病人刚躺到检查床上，马上就把衣服拉了上去。这时，吴孟超总是说“不急”，又顺手把病人的衣服拉下来。他要搓一搓手，等到双手变暖，才开始“问、触、叩、听”四部曲。
每次出门诊，吴孟超总是亲切地与病人拉家常，从与病人的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2010年12月，吴孟超接诊了一个严重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在另一个医院，这个患者被要求做肝移植手术，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在详细检查诊断后，吴孟超告诉这个患者不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做肝癌切除手术即可，只不过有较大难度和风险。后来，吴孟超顺利地为这个患者实施了肝癌切除手术。
吴孟超总是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他常对医护人员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他要求医生用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吴孟超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缝合创面切口从不用专门的器械，他说：“用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我用手缝合分文不要。”
(本报记者 陈劲松 本报特约记者 唐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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