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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4月14日 星期四

    山东大学迈出去行政化第一步

    作者: 《光明日报》( 2011年04月14日 05版)

        日前,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消息,在教育界引起不小震动。有学者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这是在高校去行政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能够让大学逐步回归到独立学术机构的本质上来。但这也只是第一步,剩下的路该怎么走?高校行政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该如何解决?

        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

        不久前,山东大学对校学术委员会、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进行了调整,并聘任产生了新一届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在这个名单中,却没有该校校长徐显明的名字。

        此次公布的山东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名单上共23人,主任由中科院院士、山大物理与微电子学院王克明教授担任,副主任由副校长娄红祥、陈炎和材料学院院长赵国群担任。23名委员中,除1名主任和3名副主任外,其他19名委员均由各学科带头人担任。其中包括山大文史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学典,山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育济,中科院院士、中国金融数学研究奠基人彭实戈,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院院长张运等在学术方面有着出色成就的专家教授担任。据记者了解,山东大学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都由校长担任,而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堪称头一遭。

        学术委员会是高校的核心机构,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包括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等一系列重要事项上,发挥学术评价和决策职能。

        对于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说:“我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希望能给学术更大自由,推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他表示,目前,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在价值观方面,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转而成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处于被配置对象的位置。

        徐显明认为,要想在大学里实现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就要树立一种理念,在大学里,权威不是校长,而是教授、学科带头人,而且大学里肯定不止一个权威。

        “教授治校”应从“教授治学”开始

        早在2008年山东大学就开始酝酿高校去行政化。自去年开始,山大着手裁撤学校不必要的行政机构,用“大部制”改革破解高校部门、职级过多的弊端。为避免学科划分过细造成学科之间的壁垒,山大实行学部制改革,将现有47个学院划分为六七个学部,形成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组成。由学部指导学术发展,将学术发展的决策权交给专家教授。

        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所长、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陶绪堂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是一个去行政化的积极举措。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还做不到“教授治校”,至少应该从“教授治学”开始。他说,“不过这只是第一步。高校去行政化,不是消除行政权力,而是规范行政权力,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必须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这才是根本。”

        徐显明也坦承,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只是在山东大学去行政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要想真正实现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分离,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件事、一个文件就能做到。”他同时表示,山东大学接下来还将制订出台大学章程,目前初稿已经完成。

        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杰认为,校长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教师的招聘、考核、晋升,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发挥行政权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学术委员会应拥有决策功能,行政机构的职能是配合执行,而不能由行政领导说了算。

        同时,有关专家指出,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专家教授的声音。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专家学者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应该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的大学文化,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专家们建议,要真正做到把学术的决策权给教授,学校的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就要把人事任命、学术资源和经费配置等重大事项交给学术权力来决定。高校去行政化,必须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简单地讲,就是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

        大学校长职业化是趋势

        目前的现状是,国内很多大学的校长从杰出的学术带头人中选拔,甚至有“校长院士化”的倾向。院士当上校长后,往往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管理上,而是放在了实验室里。无形中,还会将学术资源更多地向自己的领域倾斜,无法做到管理上的公平。

        “究其根源,是我国尚未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同时也缺乏对大学校长履行职务的有效保障制度。”徐显明说,大学校长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无法与党政领导干部相比;在薪金上的保障,又无法与企业家相比,中国大学校长的岗位,基本是个“奉献”岗位。因此,相当一部分校长感觉校长岗位是无法让自己终身引为自豪的,而唯有保持学术的不间断,才可在不任校长后仍有立身之本。这就是中国大学校长无法在校长的岗位上专心致志做管理,难以成为职业教育家的制度原因。因为,与大学管理相比,他们觉得在实验室里取得的成就更加荣耀。

        有专家指出,高校官学不分的根源在于体制不健全,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并不能解决高校行政化带来的所有问题。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认为,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要使教授治学的权力落到实处,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校长在不在学术委员会里,机制不健全,校长不在学术委员会里也一样会干预学术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对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我认为,现在很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一年也开不了几次会,而且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及行政领导的要求下才开会,并不是作为学校独立的决策机构在履行权力。”

        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同时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普遍现象。徐显明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是导致“官学不分”的原因之一。目前,大学校长常常从学术精英中选拔,这里面有些人适合当校长,有些人未必就适合。他认为,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推行职业大学校长制度,校长要和学术研究划清界限,不然,不仅干不好校长,更做不好研究。

        熊丙奇认为,校长搞学术研究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可能会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捞课题,或者是为自己的课题组捞课题。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在担任校长之前,学术成果很少;担任校长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增多。这显然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是高校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校长职业化是趋势,大学校长包括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

        徐显明认为,目前我国大学尚未建立职务保障制度,很多人在做了大学校长后,还不愿意放弃某研究所所长或者某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职位,就是为了保障不当大学校长后仍然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他认为,应该建立完整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履行职务时及离开职务后的制度保障,让大学校长以管理、经营、服务大学作为自己的最高事业。(本报记者 赵秋丽 特约记者 李志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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