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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李汉秋
时间：3月20日
地点：上海·首届两岸清明文化论坛
李汉秋 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大学、南京大学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1984年中国《儒林外史》学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1988年中国关汉卿研究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是此二领域的领军人物。1989年获首届全国高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2年起获享国务院特殊津贴终身。已出书五十多种。
1989年奉调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长，是第七、八、九、十连续4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一方面致力于推进道德建设，1994年主撰《新三字经》引发“三字经热”,2006年在全国政协全体大会上讲《弘扬仁义礼智信》隆重为五常“平反”,影响很大。另一方面致力于振兴传统节日、建设中华节日体系，他是中国民协节庆委员会主任,中华母亲节促进会会长。2007年冬国家决定清明、端午、中秋几个传统节日放假，他是此事的两大“推手”之一。他倡设的中华母亲节、（七夕）中华情侣节、（重阳）中华父亲节方兴未艾。2007年获文促会首届“弘扬中华文化”奖，2008年获首届“节庆中华奖·个人贡献奖”。
古时寒食在清明前一二日，上巳是农历三月三也邻近清明，唐以降都融汇入清明节。
清明节的核心内涵和情感本体是缅怀先人，价值取向是提升生命意义，文化功能是凝聚族群、和谐天人。
生命清明
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是人类永恒的疑问,这是潜藏心底的人性本能的叩问。当站在亲人墓前时，这问题就油然浮现。因而，清明节就试图来处理生与死的联系、连接、沟通,接触到对人的终极关怀，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最富有生命意识的中华传统节日。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它总是把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祈求，引导到对此岸世界的经营。把对“天国”、“冥界”的期待，引向现实人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营造自己身边和现实社会的人伦和谐。
物质生命有限而无法永存，精神生命却无限而可以永恒。生命之火如何延续?我们的祖先讲究“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什么样的人生能够留芳千古?古人的回答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人生价值取向。“汗青”就是史书，青史留名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
为此，我们祖先创造了发达的史官文化系列,大者有正史、断代史,中者有府、州、县各级的地方志书,小者有族谱、家谱、个人传记、行状、墓志,还有数不清的野史笔记，都记录人的懿行嘉言,留名传后,发扬优秀精神传统。不忘往者，激励生者，培养来者。纪念先人同时也是希望后人不忘自己、纪念自己，这种意念也就会激励自己,提升生命价值,延伸精神生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功、立言，而立德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古人把它置于“三不朽”的首位，就从这方面说也是有道理的。通过清明节的缅怀，获得生死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生命的传承。
有限的现实世界与虚拟的无限世界, 二者之间需有精神沟通的平台,清明节的种种仪式和活动，遂应需而出现。
从扫墓到家庭文化建设 扫墓是最传统的仪式。扫墓时抚摸亲人墓碑、骨灰盒，犹如抚摸亲人身体，一面感受“生死两茫茫”的悲怆，感念生我育我的恩泽，同时让人们停下行色匆匆的人生脚步，伫立面对死亡，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生死的感悟中，灵魂震颤，受到洗礼和净化。
扫墓时大多数人已经不相信阴间之说，更不相信焚烧成灰的纸钱冥器可以为先人所用，因此多用鲜花代替纸钱和祭品，既表达了对已逝亲人的哀思，又反映了现代人文明程度的提高。在城市，一般以火葬代替土葬，使死人不再与生人争地，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随着科技的发展，近年出现了“网上墓园”，人们可以在这种虚拟的墓园里设置已逝亲人和祖先的一块墓地，清明时可以在这个网上专页中献花、留歌、点烛、留文，表达怀念和敬慕。祭奠死者，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一种精神需要，是一种精神活动。网上纪念，可以跨越时空，让被纪念者的生命精神长远流传，让纪念者与被纪念者的精神交流和对话超越时空的限制而进行。这种祭奠方式方兴未艾，正在极大的想象空间中发展。
许多家庭把先人遗像挂在家中的固定位置，表达哀思和孝心，代替传统的牌位。中华家庭重视祖德传家（例如《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爹爹留下无价宝”），这好传统可以发扬。
历史可以传承人类的生命信息，但国史和方志容量都有限，传统的家谱经过改造是个容量很大的载体，可以满足每家每户的需要，可以记载每个平民百姓的懿行嘉言，使之流芳后代，成为家庭的文化传统，借以激励生人，教育子孙。许多老同志写下回忆录，也起同样作用。
清明节正是进行家庭文化建设的契机。人们可以把个体生命置于祖辈代代相传的生命长链之中，作为长链的一环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找到精神安顿。
从家族长链到宇宙人生 中华文化融通天人，人是天地生成的，应当以个体生命通贯宇宙全体，尽参赞化育的天职，以自己的生命努力成就宇宙的一切生命，生生不息。如此在天人合一的大坐标上安顿自己的灵魂，从而找到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的亲情情结、敬祖意识、感恩心理、天人观念，在清明节可以得到充分张扬。祭奠亲人的扫墓活动、祭祀祖先和民族始祖的祭祖活动，现已发展到缅怀革命先烈，还可以再扩及先贤英杰，包括民族英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是先人中的佼佼者，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取向。对他们应常怀感恩之心。爱祖国从爱家乡开始，先贤是家乡的历史和山川风物的灵魂，祖国的大小城乡遍布英杰的足迹。
我家在福州的三坊七巷，我家老屋周围数百米内，不仅有民族英雄林则徐，革命烈士林觉民，而且有近现代先贤严复、冰心。清明时节可以组织青少年到英杰陵园或墓地扫墓，到英杰纪念碑、纪念馆、故居、遗迹瞻仰，举行入队、入团、成年礼等仪式。城乡各地都可以选择适当地址举行清明公祭。
几年前，我就以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清明国祭。这些都是非常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和中华文化精神熏陶，也是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之心的文化举措。
政治清明
清明本有政治清明的含意。《诗经·大雅·大明》有“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句，朱熹注后句意为：不终朝而天下清明。《后汉书·班固传》也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的话，显然都指政治清明。这种清明语义体现在清明节的人文精神中。
我国传统节日，绝大部分都是：感自然节律而设，孕人文精神而丰。最早的起源都是感受自然的节律，顺天应时而设。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孕育了人文精神而丰富起来。这种人文内涵常常以人物故事为载体而获得广泛传播。
介子推和屈原是典型：一个代表寒食清明，一个代表端午；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山，一个在水；一个死于火，一个死于水。但是，屈原跟端午节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而介子推跟寒食、跟清明的关系，了解的人就寥寥无几。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此事很值得我们研究。绵山地方，关于介子推的资源非常丰富，如介公石、介公墓、介公庙等等。地方上比较强调介子推的忠、孝、信、义这些方面。这方面固然很好，但是从介子推故事的特质来说，我觉得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现在加以彰显。一个是他功成不受赏。晋公子重耳在流亡危难之时，他是最靠近重耳的人，也是做出很大牺牲的人，把自己腿上肉割下来煮熟给重耳吃，救重耳一命，据传重耳感动地说：“我定要好好报答你。”介子推坦然回答：“我不求任何报答，只希望你日后成为一位清明的国君。”果然，当公子重耳当上了晋文公后，介子推不但不捞官捞财。相反，功成不受赏，背了老母亲躲到绵山去，而且那么坚决，你放火烧山逼我出来做官受赏，我也不出来，宁可活活被烧死。他功成不受赏的美德成了一个典型、典范。
更值得我们彰显的是，晋文公下令举火烧山，留一条路让介子推出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终不见介子推出来。火熄后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安葬遗体时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传说中的介子推遗诗，出自谁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短短八句就三嘱“清明”，可以成为清明节的价值取向。犹如屈原之于端午节，端午本无“爱国”的内涵，只因与屈原挂上钩，而屈原按照现代的解读是爱国诗人，于是端午节也就有了爱国的含义。介子推之于清明节何尝不可如此？既然寒食节已经融入清明节，介子推就可与清明节直接挂钩，何况如上所述他的精神特质还正在“清明”。介子推之于清明节，不仅是旗帜和标志，而且代表了名实相副的“清明”精神。犹如端午节推重屈原一样，清明节也应大张旗鼓地推重介子推，并对他的人格和精神作现代诠释。如果屈原定格为：高洁人格和爱国精神；那么，介子推可定格为：不受富贵志在清明。这应成为清明节的文化内涵。
生态清明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节气，是在春分后的十五日，公历每年的4月5日前后，“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亮，故谓之清明。”
“清洁而明亮”，这应也是清明的含义之一。我国大部分地区到清明时节，就告别严冬，迎来生机勃发万物生长的春天，这是农耕的重要时机，也是生态良好的清明。
在天人和谐相应的宇宙观里，人们从自然万物的孕育生长，联系到人类族群生命的繁衍和个体人生的取向。“太和宇宙”是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上巳节古时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融入清明节后，反映了人们在蛰伏一冬后欲与大自然亲近、感受生命和谐的心理需求，也表现了在大自然生机勃发之际对生命化机的尊重、张扬生命活力的愿望。
清明节是在精神上沟通生与死，阳与阴的一个虚拟文化平台，人们一方面要祭奠亡人以通“阴间”，另方面也要迎春游乐以顺阳气。清明郊外上坟后顺便踏青，也就等于过了上巳节，这也是节哀自重转换心情的一种调节吧。于是从唐代开始，寒食、清明便日益与上巳融合在一起了。为了顺应清明时节阳气上升、万物萌动之理,人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迎春健身活动和插柳植树活动。
民间传说插柳的缘起是为介子推母子招魂。古人认为柳树得春气之先机,阳气最盛,“插柳”、“戴柳”可避疫驱邪,后来又发展出“插柳留春”的文化意蕴。很自然的，清明插柳之风发展为植树造林之举，民谚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
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很重视植树造林，把它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为纪念他，其忌日3月12日被定为植树节。其实，孙中山的意愿是将植树节放在清明节的，在他生前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么做的。按孙中山倡议，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颁布以清明节为植树节。
1984年北京市定的“全民义务植树日”即在清明节前后。定的时候清明尚无假日，所以放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从2008年起清明已有假日，很现成的可以把植树节、环保节落户在清明节，何乐而不为？当人们发现,在清明播下的希望种子,几度春秋后,郁郁葱葱的满目绿意弥漫过来时,会感到生命之树长青，那就是留住了春天,也留住了生命。
我们应当由“插柳留春”、“植树扩春”，发展为“环保护春”。清洁空气、节能减排、消除污染、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让我们的生态环境真正“清洁而明亮”。那时我们过的天天都是“清明”节。
设立中华重要人伦节日
死后厚祭不如生前敬养。中华文化重人伦情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政治化的国家伦理规范独尊，百姓日用伦常不被关注，甚至被冲击。进入新时期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两大领域建设，到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加上一个“家庭伦理道德”（后改称“家庭美德”）建设，到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又加上一个“个人品德”建设。至此已注意到道德的四大领域。与此相应，引导人们自觉履行的除“法定义务、社会责任”之外还有“家庭责任”，并说要“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至此可以说已注意到百姓日用伦常。而我们的传统美德本来就深深扎根于百姓日用伦常之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应当继承传统美德的这一优良传统，弥补过去几十年的缺失，下大力气建设百姓日用伦常规范。
在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中，人伦关系占有重要位置。先秦原始儒家讲的“五伦”，有的（如君臣）已不适于今，现代最重要的三大人伦关系应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我们现代的三大人伦关系应当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惠互动的、双向的人伦义务：亲慈子孝、夫妻情爱、师生恩义。人们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具有情感化的倾向，人们对人伦规范认同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感内化的过程，主要通过陶冶养成。
节日是人们祈愿的生活状态,具有丰富的理想因素和情感因素，具有提升精神的作用。节日是好载体，它有几大优势：首先是广泛性，群体性参与，覆盖面广；其次是周期性，每年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强调，入心至深；再次是欢娱性，寓理于乐，而且有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情动人。即使从文化普及和教育推广来说，节日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的人伦规范建设，怎么能不重视这么好的载体？怎么能不建立中华自己的重要人伦节日？
我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的，缺少单项突出的人伦主题节日，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等；而现代社会又很有表达这种人伦感情的需要，于是西方的此类节日就趁虚而入，流行的洋节除圣诞节外就是此类节日。但异质文化的人伦节日难于承担传承中华人伦传统之任。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建议主动设置植根中华文化土壤的重要人伦主题节日：
以清明节为中华感恩节，理由已见上述。
以七夕节为中华情人节。最近中央文件阐明七夕节的主题是“爱情忠贞”,那不正是情侣节吗?
以重阳敬老节兼中华父亲节。中央文件阐明重阳节的主题是“敬老孝亲”,男性为阳,重阳适合兼父亲节。
以孟母成为母亲之日（农历四月初二）为中华母亲节。从南宋《三字经》就公认孟母为第一贤母,允以她为中华母亲节形象代表。
以孔子诞辰为中华教师节是合理的,在全国人大修改之前,先以孔诞为中华师表日。
名词解释
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已有2500多年历史。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和冬至，且清明影响相对更大更广。由于二十四节气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没过清明”的农谚。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地，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即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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