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遗”剧种与一个剧团的命运交响

    沾化渔鼓戏是山东省沾化县独有的地方剧种，曾经濒临灭绝，但经一个濒临“破产”的地方剧团的抢救挖掘整理，使其重放异彩，在全国屡获大奖，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举又使剧团起死回生，通过演出渔鼓戏，逐渐兴盛起来。剧团的兴盛又促进了渔鼓戏的整理提升突破，最终实现了一个“非遗”剧种与一个剧团的互救共赢，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文化团体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都有借鉴意义——

    这两天，沾化渔鼓戏剧团穿梭于县内外的城镇、农村，演了一场又一场。据团长王春贞介绍，不仅现在忙，四五月份的演出日程已排得满满的。

    王春贞说：“与其说是我们救了沾化渔鼓戏，还不如说是沾化渔鼓戏救了我们。现在我们一年能演200多场，群众越来越喜欢，我们也演得越来越有劲。”

    据了解，沾化渔鼓戏剧团的前身就是沾化吕剧团，虽然当时沾化县吕剧团还在，但也几近瘫痪，而现在的好局面是这个剧团始料未及的，这一切的变化，都要源于沾化渔鼓戏的重获新生。

    从渔鼓道情到渔鼓戏

    渔鼓，亦称道情，原是道士们唱的曲调，源于唐朝道教经韵，道情一词始见于南宋，到元代其形式趋于稳定。最初的道情称道歌，是传道者宣传教义及募捐化缘的工具，因其用渔鼓伴奏、简板击节，故道情亦别称作渔鼓。道情是道徒必备的一种谋生技艺，随着道情题材的扩大，道情的作者和演唱者也在扩大。

    明清以来，道情流传渐广，影响扩大，成为比较流行的曲艺形式之一。我国大约有二十个省流传有道情艺术。渔鼓流行于山东沾化农村时，将说唱的渔鼓搬上舞台化装演出，并随着演唱内容及人物行当的扩充，逐渐衍化、发展成为大型的戏曲艺术——渔鼓戏。据《沾化县志》、《山东艺术志》、《中国戏曲志·山东卷》载：“公元1723年（清雍正元年），胡家营村重修道观时，有道士来此说唱，村民学会其腔调，并逐渐予以衍化，把说唱形式的渔鼓发展成为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渔鼓戏。”

    渔鼓戏的诞生、发展，与山西、河北等地移民的大量涌入，异地文化的交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历代艺人的加工、提炼和创作，它衍化为一个以板式变化体为音乐体制的古老剧种。

    当时，每逢九月香火会，戏班便在道观前搭台专唱会戏。冬闲时，艺人们则聚集戏房切磋技艺、排演新戏，春节期间登台演出，直出正月。当地盛传：“扔下牲口撇下筐,庄里传出渔鼓腔”。“不娶老婆不睡觉,就是落不下渔鼓调”。足见渔鼓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解放后，渔鼓戏有了更大发展，曾一度成为沾化境内和流布地区城乡赶会、逢年闹节的主要艺术形式。渔鼓戏演出活动一直延续到1957年，后因历史原因和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业余戏班相继撤销，大规模的演出活动由此中断，仅散见于民间小型娱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渔鼓戏这一稀有剧种已到濒临灭绝的境地。到2006年，当年众多的艺人只剩下84岁的边洪志、74岁的边希庄、85岁的边洪武、65岁的刘尊禄四人。随着这些老艺人年事渐高，如不及时挖掘保护传承，具有300年历史的沾化渔鼓戏很可能就此失传。

    沾化渔鼓戏重放异彩

    据沾化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术国强介绍，沾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保护发展好渔鼓戏作为推动沾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施文化兴县战略的突破口，专门召开县委常委会议，研究沾化渔鼓戏的挖掘保护传承措施，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使其重放异彩，精心打造沾化渔鼓戏发源地这一文化品牌。

    2006年3月，该县组织有关戏曲专家与县剧团人员深入胡营村，与仅存的四位渔鼓戏传人同吃同住，将老艺人所能记忆的《二度》、《高老庄》、《出家》等多个剧目整理完毕，并发现了当年演出时的服装、道具、乐器和道观原址。

    专家们还继续深入渔鼓戏和渔鼓曲艺流行区域，对尚未掌握的剧目、曲牌进行深入挖掘，将已搜集的剧本、曲谱进行整理，并陆续印刷出版，对民间健在的老艺人进行抢救性录音、录像，同时对已搜集的资料逐步制作音像资料。同时，该县决定以县吕剧团和冬枣之乡艺术团为基础成立沾化渔鼓戏剧团。

    依据这些基础，曾在1983年挖掘过渔鼓戏音乐的滨州市吕剧团国家一级作曲家王永昌参与其中，将原吕剧剧本《审衙役》改编成渔鼓戏形式，改造伴奏乐器。由原来的渔鼓、简板和唢呐三大件，改为渔鼓、简板和越胡，另外还加上了三弦。原来的渔鼓戏都是男戏、男腔，这次伴唱改为女腔，丰富了唱腔。

    王永昌认为，从其表现力来看，渔鼓戏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唱腔有特点，领、伴唱结合的形式使整个唱腔织体丰富多彩，特别是伴唱很好听，一唱众和，此起彼伏，独具特色。文戏武戏兼备，能演连台本戏，有可塑性。旋律丰富，不单调、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生命力很强。

    沾化渔鼓戏《审衙役》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与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在2006年4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滨州博兴小戏艺术节上荣获最高奖——最佳推荐剧目奖等七项大奖，之后又被省政府批准列入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7年10月28日，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暨第二届全国小戏小品大赛中，渔鼓戏《审衙役》跻身“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优秀剧目奖”榜首。经过申报，2008年6月，沾化渔鼓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自2008年3月开始，沾化渔鼓戏剧团又开始排练郑板桥系列剧之二《追龙缸》，2009年再次名列“中国戏剧奖· 小戏小品奖优秀剧目奖”榜首。2010年又排演郑板桥系列剧之三《打板桥》，并筹划排演沾化冬枣发展历程的大型渔鼓戏剧。对此，中国剧协艺术发展中心主任、著名戏剧评论家周光给予高度评价。

    沾化渔鼓戏剧团的涅槃重生

    一种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否走向市场，能否走向市场就要看其群众基础和艺术成就。沾化渔鼓戏在全国屡获大奖，更加坚定了该县扶持壮大渔鼓戏、把渔鼓戏推向市场的决心。

    长久以来，由于没有新剧目，人员老化、设备陈旧等原因，2006年前，拥有20多名演职人员的沾化县吕剧团，每年的演出不足30场，收入两三万元，自身生计都难以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省文化厅，滨州市财政局、文化局，沾化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为沾化渔鼓戏剧团拨付资金160万元,扶持渔鼓戏剧团建设与发展，主要用于挖掘整理资料、曲谱、文字，部分音像资料的制作，同时帮助更新音响、乐器设备，添置服装、道具，建设高标准排练厅，为渔鼓戏剧团的演出创造了条件。

    群众又看到了久违多年的渔鼓戏，都非常喜欢，很多村邀请剧团前去演出，同时县委宣传部将渔鼓戏演出作为文化下乡的主要载体，组织多种形式的演出。在各方的努力下，剧团很快打开了市场。2006年，沾化渔鼓戏剧团演出达到170余场，实现收入近20万元，实现了剧团发展的巨大转机。近几年来，演出范围逐渐扩大到周边的阳信、滨城、博兴以及东营、黄骅等地，演出剧目也由单纯的演出渔鼓戏剧目，发展到辅以相关主题的综艺节目，使传统戏曲艺术焕发了勃勃生机，平均每年演出近200场、收入40多万元。

    王春贞说：“以前，自己出去找市场都找不着，现在，想演都演不过来。”沾化渔鼓戏剧团已开始在农村文化市场自由驰骋，同时促进了整个剧团艺术水平的提高。剧团演职人员由24人发展到36人。其中，3人晋升为国家一级演员，5人晋升为国家二级演员。

    良好的演出市场前景，更激发了渔鼓戏剧团排练与演出的积极性，自身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推动了渔鼓戏艺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提升，实现了一个“非遗”剧种与一个剧团的互救共赢。

    “文化遗产与市场脱节，是当前很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窘境。很多文化遗产虽然采取了保护措施，但始终还是躺在书本里、拷在光盘里、搁在展厅里，不能进入市场，接受市场的洗礼与选择，仅靠政府和一些公益组织的保护，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沾化渔鼓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渔鼓戏市场繁荣之时，就是渔鼓戏事业兴盛之日。”山东省文化厅一位负责人说。

    用渔鼓戏打开“文化兴县”突破口

    沾化渔鼓戏的复兴与展演，成为沾化文化事业的一块响亮的特色品牌，并带动了该县东路梆子、渤海大鼓、鸳鸯嫁老雕等特色戏曲以及书法、绘画、剪纸等传统艺术的整理发掘，成为推动该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突破口，成为该县实施“文化兴县”战略的重要举措。

    沾化县委书记贾善银说：“这种具有浓厚特色的地方戏曲是非常难得的宝贵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好沾化渔鼓戏，不但能够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而且能够以这一文化凝聚人心、聚集人气，成为建设和谐县域、富足县域的重要基础力量。”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沾化县不但把推进文化发展繁荣作为兴县之策，而且具体到把渔鼓戏的传承与发展，作为社会联动工程，让渔鼓戏的传承从娃娃抓起，推进“渔鼓戏进课堂”与“进剧团学渔鼓戏”，把渔鼓戏作为中小学课余选学课程，目前已在3处中小学进行试点，并选拔14名13—15岁的中学生，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进入渔鼓戏剧团学习渔鼓戏。

    本报记者 赵秋丽 通讯员 陈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