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拜概念 为祸不浅

    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庄子·外篇·在宥》 

    现时人们赏呀罚呀的，都搞得很夸张。善起来举天下之力褒奖好像还不足以表彰其善，恶起来举天下之力惩罚好像还不足以遏止其恶。整个天下拿来作赏罚的本钱、赏罚的用途仍然嫌不够。夏商周以来，整天大轰大嗡地闹腾褒奖这个惩罚那个，百姓们上哪儿能过上符合自己天性的踏实日子呀！

    好人坏人、正义邪恶、得道失道、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民主独裁、正确谬误、友方敌方……二元对立与你死我活的划分局面久矣，似乎还没有人比庄周更早对此提出质疑。尤其是争夺天下的政治斗争，一胜一负，一正一反，一王一贼，可真够老百姓头疼的。我想起了“文革”中一位新疆工人的话：“你说你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他说他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谁能告诉我到底谁是真正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我给你磕个响头！” 

    两千馀年后，新疆的一位工人的哀叹中，保留着“匈匈（汹汹）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的回响。庄子馀音绕梁，三千年而不绝！

    “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这话也很深刻，这也是一种异化。为了得到天下不惜把天下放弃，为了彰显某种治理天下的学说教义，不惜把天下搞他个天翻地覆，或者为了惩罚某个坏的集团或个人，不惜牺牲天下人的正常生活。这些都是不可思议，也是确有其事其倾向。

    而且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獊（cāng）囊而乱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岂直过也而去之邪！乃齐戒以言之，跪坐以进之，鼓歌以（wǔ）之。吾若是何哉？

    ——《庄子·外篇·在宥》 

    而且喜欢什么目明，那其实是沉醉迷惑于颜色罢了；喜欢什么耳聪，那是沉迷于声音罢了；喜欢人为提倡的所谓仁，这样的说教起因于、同时也加剧了大德的混乱；喜欢义，那是违背道理的同义语；喜欢礼，那不过是助长一套走过场的形式操作与技巧；喜爱音乐，那是助长纵欲沉沦；喜欢圣贤，那是提倡表演作秀；喜欢智谋呢，那是促进了邪门歪道。如果天下人安心地合情合理地生活，这明、聪、仁、义、礼、乐、圣、智八者，有没有两可，无所谓；而如果是天下人不能按照自然的性情过日子了，这八者就闹哄折腾，把天下更是搅乱啦。等到天下大乱，人们也就从此学会了珍惜尊敬这八样说词了。太过分啦，天下人好糊涂呀，这八个词儿说说也就过去了，不就结了？不，他们还要沐浴斋戒，隆重庄严地去讲说它们，跪坐端正地去传授它们，还要唱歌跳舞来颂扬它们。对于这样的愚蠢，我能怎么办呢？

    记得三十年前一些青年杂志上谈论过“看透论”的话题，指的是经过“文革”，各种理念与威权的公信力下降，有所谓“看透论”，即看透了一切好听的话语、原则、许诺，认为这些都不可信。庄子可能是最早看透的智者之一。他不但不愿意上君王大臣的庄严昭示与永远英明的当，也不愿上圣人贤人独立知识分子的雄辩滔滔、天花乱坠而又一厢情愿的当。庄子的冷静自持也许后世鲜有其匹，也许真的做到了不上当、不膜拜、不跟着鼓点跳舞……涉嫌冰冷与自私，也许这样的人生太寂寥、太空洞、太自命清高，还不如认准了，冲上去，甘洒热血写春秋，错了就错了，殉了就殉了，血总算热过一回，梦总算做过一回。

    明、聪、仁、义、礼、乐、圣、智，本来都是好词，但是到了庄子这里，看到的是它们发展为淫（过度）、乱（打乱原来的自然本性）、悖（冲突）与相（吻合、滑向、助长）的不良倾向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老庄都反对创造、提倡、使用许多好词儿，认为这些词儿会走向反面。这倒也有一点针对性。正因为许多词儿——概念比具体的事物更加富有概括性，人们会产生概念崇拜、名词崇拜，会产生人服从概念、概念控制了人，或人按概念而作秀的情形。例如，孝是一个好词，但是二十四孝不无过度失当的故事。贞节本来也被认为是好的概念，但是封建的中国以此二字迫害妇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一大二公”也是好词，但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却严重损害了生产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好字好词好概念始，以过度失当挫折终。

    如今的性啊尤其是性感啊之类的词大行其道，是不是有人为地放大、过度、扰乱天然的与合理的分量与秩序的可能，请读者深思。再如民主、自由、价值、神圣、精英、革命、主义以及拯救、使命等词也都很好，有没有原教旨主义、基本教义派、价值霸权与价值纷争乘机煽情惑众，也是可以考虑的。

    庄子描写的那种煞有介事地去膜拜概念的情景，幽默而且苦涩。唉！ 

    （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