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恰是害马的罪人

    这是勇敢的逆向思维，这是东方古典的阿凡达：你们都说伯乐等专家能人伟大，我偏偏认定是伯乐给野马天马、是木匠给林木、是陶匠给土石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给自然给人类带来无尽的麻烦，是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带来了虚伪、矫饰、空谈、歧义，搞得人生如此复杂而且纷扰、生硬而且痛苦。而理想的盛世是远古，是万物成群连属其乡的混沌状态。是人与草木，与鸟兽的不分彼此，共生共游，欢欢喜喜！什么时候统治者能够也明白这一点，走向恢复远古生活的大治与无为呢？

    可以说，《马蹄》一章是《庄子》的准文化批判主义、准非治理主义（尚不是无政府，但多少通向无政府主义）、返朴归真主义、准泛神主义即自然神主义，是老庄的大道乌托邦主义的宣言与标本。

    ——王蒙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

    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

    ——《庄子·外篇·马蹄》 

    马这种动物，它的蹄子能够走在布满霜雪的道路上，它的皮毛可以挡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抬起腿跃奔飞跑，这是马自来的性情。即使有高台大馆，对马来说，既没有意义，也派不上用场。

    问题在于，马可能不需要星级宾馆，但是人需要，人计较规格与条件，有时候还计较得很厉害，对于某些俗劣之人来说，规格、条件、级别甚至是他或她一辈子追求的全部。然后人也要在马中分三六九等，而马也确实有块头、膂力、速度、体形与毛色的差别，并非天生一律。人有了级别，就要提高自己使用的马的规格与待遇，马因人贵，人以马“牛”，正如大款用的车是宝马，小民买上个夏利已经不错了。其实即使是马，也有它的对于厩舍的要求，包括通风、湿度、草料、牲畜密度等，未必全无所谓。当然，这里说的理想的马也许是指野马，而即使对于野马，自然条件仍然有适宜或者不适宜的差别，难以做到完全的相齐相一。

    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luò）之，连之以羁（zhí），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庄子·外篇·马蹄》 

    等到有了伯乐，他宣布说，我是善于管理马的事务的。他怎么管理呢？又是火烧，又是剪毛，又是削马蹄，又是烙印，用绳索套具把它们笼络控制起来，再将它们排列安置到马厩之中，这样马已经死掉两三成了。还要让它们饥一顿，饱一顿（喂不喂、喂多喂少全凭人意），驱赶它们快速奔跑，使它们步伐整齐，行动划一，前边是嚼子口衔的控管整治，后边是鞭子马刺的惩罚威胁，到这时候，马已经死了一多半了。

    好厉害的庄子，这里反讽得刺激、滑稽、沉痛。这是在反讽君侯、臣子与候补官员士人的施政与管理。经过庄子这么一写，司空见惯的养马治马的过程变得直如酷刑，充满血腥意味。用语幽默隽永，令人哭笑不得，怎么人们硬是会忽略这一面呢？伯乐伯乐，世世代代，多少人赞美伯乐、期盼伯乐，可谁往这边厢——即不是人而是马对伯乐的感受方面想过？《庄子》中所说，很有说服力与现实感，并不强词夺理，应是昭然若揭。可能问题就出在人们只会从一条道上思维，只从伯乐善于相马，能为君王、诸侯、军人挑选千里马这方面思考，为伯乐的大名所震服，却缺少一点逆向思维。

    陶者曰：“我善治埴（zhí），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庄子·外篇·马蹄》 

    陶器匠人说自己善于制作陶器，圆的经得起圆规的检验，方的符合直角的尺度。木匠则说自己善于制造木器，弯曲的地方符合角尺的夹角，直溜的地方符合拉线墨绳的测量。但请想想看，陶土也罢，木料也罢，它们的本性难道是要自身符合规矩、角绳的要求吗？然而众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伯乐善于调养马匹，而陶匠善于制陶，木匠善于做木工活儿，这与（矫情地）治天下一样，都是一样的毛病。或者说，这都是矫情地治理天下的人带头造出来的毛病。

    当然，这是书生，是文章家论政、论治、论公共事务管理，做MPA论文。不无启发的是，管理者往往会倾向于认为，越是用强有力的规矩、钩绳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越是军事化、整齐化、划一化管理，就越是有政绩。庄子告诉你，未必。庄子告诉你，那样，会让被治的马、陶土、木头痛苦，会制造和激化治与被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