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想照进现实

    事关国计民生的时代景象和现实生活，都在2010年的长篇小说里得到了充分表达。理想照进现实，现实表现生活，生活展现时代，时代传递情怀，是2010年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内涵和本质。

    2010年的长篇小说，就创作母体而言，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与描摹更为集中、多样、深刻。

    小说家们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似乎多了些直面的勇气、书写的激情和担当的责任。而且他们的关注，不再仅仅是时代和现实的一个大而模糊的概念，而是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和现实下具体而清晰的时代面容和现实表情，有具体的景象、实证做支撑和依托。土地流转、农转非、教育体制、房地产等事关国计民生的时代景象和现实生活，都在2010年的长篇小说里得到了充分表达。理想照进现实，现实表现生活，生活展现时代，时代传递情怀，是2010年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内涵和本质。

追问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忧愤意识和担当精神。在201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们忧国忧民的文学风骨，得到了较好的凸显。他们用生动的时代画面、鲜活的文学形象来攫取现实生活的横断面，勾勒社会地理，探询人文地貌，把问时代肌理和现实体格的生存状态。

    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是一部直面当下教育体制、问卷国民文化品格的长篇力作。在望子成龙这种民间理想的文化背景下，少年张冲所代表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与家庭、学校、社会不可调和地产生了纠结。在抗争、博弈时，张冲从一个非常纯洁美好的少年变成少年杀人犯的悲剧，锥心刺骨地展示了一代少年的成长之痛，揭示了当下社会教育体制的沉疴、国民文化的病态。

    刘玉栋的《年日如草》，主人公曹大屯以及他的家庭，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特殊群体”。其幸福生活的寻找之难与融入之痛，同样让人悲悯。

    城乡巨大的剪刀差，使得人们都向往城里人的生活。曹大屯也不例外。他通过农转非从一个农村人骤然变成了城市人，成了一家化肥厂的工人。当他历经屈辱在这座城市成家立业，以为自己成了城市人，融入了这座城市时，却随着婚姻的破裂和城市人骨子里对他这个来自农村的城市边缘人的轻贱，他依然没有属于这座城市。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又得双手空空地在现实的漩涡中继续抗争。

    在城市化建设当中，以曹大屯为代表的群体，在身份上有着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的尴尬，经受着生活与心灵上的双重痛苦，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曹大屯在融入这个时代的过程中，他的梦想、挣扎和失败，他的痛苦、疑问和苦难，是这个时代留下的一种民生蓝本。这个缩影和蓝本的背后，作者追问的是曹大屯为什么只得了一个农转非的户口本，却没有得到城市人的权利和归宿，在实现城市人的理想过程中，为什么如此坎坷、如此艰难？城市与农村，城里人与乡下人，还有多长的路？多大的差距？

    刘亮程的《凿空》依然没有忘记他的新疆。张旺才和玉素甫两个挖洞人的奇异故事，给我们呈现了新疆阿不旦村奇异的生存景象。张旺才挖洞是为了连接与外村的联系，而玉素甫挖洞是为了盗墓窃宝。遗憾的是，整个村庄不只有这两个人在挖。盗墓贼在挖，考古专家在挖，石油工人在挖，矿工在挖……不但阿不旦村在挖，其他的村庄也在挖。现代的物欲和贪欲，把宁静的村庄挖得千疮百孔，几成空壳。《凿空》的价值，不在给我们呈现了新疆的一个别样村庄，而在其字里行间蕴含着担忧：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一个个被凿空的乡村，难道就是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不是现代化建设，就要以牺牲乡村和环境为代价？

    如果说，杨争光、刘玉栋和刘亮程的天问，都是建立在社会秩序的追问和忧愤，那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则是建立在自然秩序上的愤懑和控诉。作者以可可西里曾经的众生和谐、万物共荣的诗情画意开篇，但是当人类带着自己的梦想挺进这里时，曾经的诗情画意被人类无知的梦想和肮脏的贪欲彻底揉碎。开始是没有生态环保意识的测绘队对生灵肆无忌惮的无知枪杀，后是偷猎者无视国家法令利欲熏心地对生灵的残酷偷猎。野牦牛、藏羚羊、野驴、野马、雪熊、云豹，还有狼，都前仆后继地倒在了人类的枪口下。

    动物的死亡与灭绝，生态的恶化与惩罚，都未能唤醒人类的良心和良知，人类的狼性依然比可可西里的狼更凶猛和残忍，所以，悲剧仍在继续，人类正在咎由自取，作者才痛彻心扉地从灵魂深处呼喊：人何时才能善待自然、拯救自己？人类与自然怎样才能实现友善与和平？

求证

    “我不能让我的小说里正不压邪，也不能让我的小说里哀声一片，我要用理想主义的光辉去照亮魅影重重之下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是《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对自己作品的理想主义解读。她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求证时代、求证现实的精神，让人深深感慨。

    《地产魅影》是一部高度观照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房价居高不下、百姓怨声载道的今天，作者以高度的敏锐性和责任感，把文学的根须伸进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产行业。小说从一桩谋杀案开始，层层抽丝剥茧，让国土房管局工作人员、国家安全局卧底探员，形形色色的开发商、煤老板、银行高管、省部级领导等各色人等一一登场亮相，构筑出中国地产业人性和狼性的多维图景。金钱、权力、色相的相互勾结、利用、倾轧，织成了地产行业的重重黑幕与阴谋，让人不寒而栗。

    但是，作家对房地产的求证，并没有停留在阴谋和黑幕的冰冷现实中，而是试图在其背后，求证温暖和光明，试图用理想主义的光芒穿透厚重的地产黑幕，给予人们希望和信心。所以，她在作品中树立了几个理想的人物，让他们来完成、实现国家与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他们与各色阴谋较量博弈时的人性光辉，他们试图建立的新地产秩序，都正以理想的毫光穿过现实，求证未来。

    杨少衡的《两代官》，探讨的是敏感的“官二代”话题。小说切入“官场子弟”即干部子弟进入官场的遭际，着力刻画两个性格和生活道路迥异的“官家子弟”沈达与苏宗民的艺术形象。他们同为地方大院干部子弟，同乡、同学、好友，又都成为了二代官。但是由于两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不同，在官场路上，一个走向了死亡，一个获得了敬重。

    小说所着力刻画的苏宗民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他的洁身自好、尽力履责，他的正直而抑郁的性格基调，都表现出这一类官员的基本特点和复杂处境，戒除了脸谱化，越过一般类型“官场小说”的局限，特别是对“官二代”飞扬跋扈的负面形象有了矫枉过正的求证，得到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苏宗民追求社会正义与内心安宁的理想，实际上也是作者和我们对官场甚至整个社会给予的感情和理想。

    所以，用文学求证生活、时代和现实，不因生活的这一面遮蔽那一面，不因时代的这一拍打断那一拍，不因现实的这一桩否定那一桩，是作家和文学需要的美好品性。文学呈现的不应该只是社会的硬度和生活的难度，还有社会的温度和生活的蜜度。

重生

    文学是时代的取景器和画像师，如果前面的作品记录和描绘的是时代的一个点，那关仁山的《麦河》和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则给我们展开的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是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巨大变化，是改革开放阵痛后的浴火重生。

    关仁山的文学情感和视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改革开放，他的《九月还乡》《天高地厚》等作品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沃土上盛开出的文学花朵。新作《麦河》讲述的是农村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土地流转政策在农村引起的震颤和巨变。关仁山以对农民和土地宗教般的情感和情结，乡村寓言般地生动展现了冀东平原的火热生活、乡间风物和沧桑巨变，展现了中国农村和土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盛大景象和气象。曹双羊、白立国等一系列农民代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精神上的洗礼和巨变，展现了中国农民的人生命运、人性品质，塑造了中国农民自觉、自强、自立和自省的人性品格和乡土精神。

    曹双羊是乡土世界的开拓者和乡土命运的改变者，他从原始积累时的不择手段，到最后带领全村人集体致富，表明了当代农民不断独善其身、完善自我精神蜕变与提升的过程。而乡土文化的传承者和乡土品格的坚守者白立国，对农民与土地、土地与国家、国家与农民的思考，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视野与境界，代表着一个新时代催生出的新农民的新襟怀。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这种精神境界的蜕变，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相对于关仁山笔下的农民高度，尼玛潘多《紫青稞》笔下的农民要相对平实和安静。紫青稞是西藏高原一种不怎么好吃但生命力极为顽强的食物，尼玛潘多将小说取名《紫青稞》，就是隐喻生活在西藏高地的那些普通农民或牧民。改革开放，使宁静偏远、靠吃紫青稞过日子的普村也变得骚动起来，本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都成群结队走出山外，去为生活和梦想而打拼。普村变成了空巢。曲宗阿妈的几个女儿和儿子也不例外。桑吉、达吉、边吉三个性格各异的女性，以她们各自的生命底色和人性品质，像紫青稞一样，把人生的根系扎进了城里。

    时代不但改变了曲宗阿妈一家，改变了普村，更改变了整个西藏。从曲宗阿妈一家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生活、有信仰、有生机、有希望的西藏。同时，西藏独特的民风民情、独特的文化信仰、独特的高原风光，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意、神秘和饱含爱意的西藏。

怀想

    对理想的追寻，不单是物质生活的丰衣足食，还有精神生活的向往。所以，精神生活的质量越来越成为作家们倾力关注的主题。

    李亚是一名军旅作家，他的《流芳记》，无论是文学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让人有着醍醐灌顶的阅读美感。

    《流芳记》以沉静而飞扬的笔触，纯净而热烈的情感，记录了一个医学世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雕刻了一群普通人在铁蹄和屠刀下英勇站起的身影，颂扬了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民族精神。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以“我”家为代表的谯城人，同仇敌忾，抗击日寇,各个阶层的各色人等所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雄风硬骨，万古流芳。这虽然是历史深烙的一道伤口和记忆，但这种精神的长歌，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武歆的《延安爱情》讲述了一个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故事。彭登科、王新语、苏惠贞、倪裴几个怀着满腔热忱，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年轻人，在投身革命过程中，也萌生了青春的爱情。这些爱情，既因战争和革命而变得阴差阳错、支离破碎，又因战争和革命而变得纯洁浪漫和坚贞执著。当革命成功、战争远去时，他们才发现那些延安时期的爱情，都因战争和革命的洗礼而变得坚韧，都因理想和信念而变得高尚。战争和革命，使甜蜜获得了爱情，又使他们牺牲了爱情，更使他们怀念爱情。如今的爱情，当然不需要再以战争和革命的名义去主宰，但无疑还需要理想和纯洁的支撑。

    与李亚和武歆对精神追寻不同的是，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是对文化的怀想与追寻。紧皮手是甘肃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当人们把所有的希冀和梦想都依附于土地，盼望风调雨顺赐予万物生长时，偏远的凉州就有了鞭抽土地即紧地皮子这一独特的民俗。那个手舞龙鞭紧抽地皮、呼风唤雨的人就是紧皮手。李学辉的紧皮手，不是为了表现解放初期新政权与旧残余的斗争，而是表现一群赖于土地生存的农民对土地生死相依的感情，表现新时代的文明与固有的民间习俗的尖锐冲突，表现平民百姓美好的向往、不屈的坚守和博大的人性。

    当紧皮手作为迷信的产物遭逢政治运动的批判时，小说的主人公余土地和村民们为保卫自己的民间理想而演绎出的一幕幕别样的“土地战争”，传递的是中国基层百姓对几千年民间文化的深厚感情。而紧皮手的最终消亡，则是一曲哀怨、苍凉而美好的民间文化挽歌。这种以随风逝的千年农民的民间理想和一代文人的民间情意，令人感怀，嘘嘘不已。

    上述作品，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张炜的《你在高原》、薛媛媛的《湘绣旗袍》、赵枚的《八月末》、马步升的《革命切片》、宁肯的《天·藏》、孙慧芬的《秉德女人》和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等一道，构成了2010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