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整理过的知识,智慧是整理过的人生
●知识可以告诉我们何时睡眠最科学,睡多长时间最有效,智慧的光芒却可能在我们昏昏入睡的时刻,像暗夜中的闪电一样突然光顾我们的大脑
●知识可以按部就班地由别人给予,智慧往往来自瞬间的顿悟
●真正的智慧并不是要我们超脱尘世,而是要我们创造性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获取知识是人们普遍的追求,获取智慧更是。
不少人以为,获取了知识,就是获取了智慧。
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19世纪那个怪异、反叛、或敌或友皆慕其才华的德国艺术家克林格尔也说:你可以碰到上千个学者,但不一定碰上一个智者。
他们在揭示的,是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差距——某些时候甚至差别巨大。
知识是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它可以考证,可以传授,可以通过多年学习生涯积累,可以通过“头悬梁、锥刺股”的苦攻苦读获取。智慧却不能。
知识可以通过学科、学历、学位来衡量,可以记录于档案,可以成为“芝麻开门”的敲门砖,智慧却无法做到。
知识虽然也在不断创新,但就大多数情况看,主要表现为复制。创新需要灵性和智慧。20世纪初以“新教育”闻名于世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说,哪怕拥有众多间接学问和外在公共经验,也不能就此变得睿智,因为这些知识可能不但无助于智慧的增长,反而会阻滞生命的灵性和智慧的闪现。
大师们的慧眼,已超越知识本身。
那什么是智慧?它的意义在哪里?
就狭义看,智慧可以说是获取知识的方法。它源于知识,更是对知识的超越。知识能够明白表述,智慧基本隐而不显。知识可以告诉我们何时睡眠最科学,睡多长时间最有效,智慧的光芒却可能在我们昏昏入睡的时刻,像暗夜中的闪电一样突然光顾我们的大脑。知识可以按部就班地由别人给予,智慧却往往来自瞬间的顿悟。
就广义看,智慧包含着对现在和未来的体察,对生命和生活的透视。如一句格言所说:科学是整理过的知识,智慧是整理过的人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说:一切正义和德行都是智慧。在苏格拉底那里,知识只是告诉我们事物是什么,智慧则指导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古希腊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人作为唯一能追问意义的动物,智慧成为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探寻和求解。
这种探求在圣雄甘地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位印度民族领袖说有七种东西可以摧毁我们:一是不劳而获,二是昧心享乐,三是没有人格的知识,四是没有道德的商业,五是没有人性的科学,六是没有牺牲的宗教,七是没有原则的政治。他以“非暴力不合作”领导印度人民解放斗争也是如此。但当他拿《圣经》中“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埃塞俄比亚人不要反抗法西斯,劝告中国人不要抵抗日本侵略的时候,其睿智变为令人可笑的迂腐。无人怀疑他自我牺牲的美德,但如同真理往前多迈一步就成谬误一样,当他把“非暴力不合作”绝对化、作为解决世间一切纷争的灵丹圣药之时,另一种谬误也相应产生:那些天天颂读《圣经》的殖民者从来不手软,12次将甘地投入监狱,让他在监禁中度过半生。真正的智慧并不是要我们超脱尘世,而是要我们能够深刻揭示事物本质,能够创造性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中国革命最大的创造和智慧,是朱毛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这十六个字从根本上颠覆了古往今来的胜败标准。从中国的孙子到德国的克劳塞维兹,从法国的拿破仑到美国的马汉,从瑞士的约米尼到俄国的苏沃罗夫,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军事泰斗提出这样的标准,也没有任何一支力量有这样的成功实践,以至今天引领世界军事变革的美国人,仍然念念不忘“毛泽东的军事革命”。正因有了这样的智慧,中国革命才势如破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外出考察与一位领导同志谈天说地,突然问道:你说说,什么叫政治?那位同志赶忙给出标准回答:政治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毛泽东说:不对,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拥护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稍后再问:你说说什么叫军事?那位同志不太有把握了,说:军事……应该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吧?毛泽东说:不对,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在这里什么叫知识?什么叫智慧?是什么使思维成为一把庖丁解牛的利刃、游刃有余地剖析出事物最深刻的本质?任何语言的描述都显得那样苍白和累赘。
真正的智慧,总要发出穿透时空的锐利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