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笔记

　　一年前的哥本哈根，遭遇了北欧的寒流和大雪，会场内却是人山人海，热气蒸腾。今天的坎昆，室外是亚热带的骄阳，会场里却多了几分清净与平和。也许是一年来人们对气候变化有了更多的认识、更深的思考，更为理性地意识到气候谈判的复杂，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

　　坎昆会议的正式名称是COP16和CMP6，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6次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6次会议，围绕这两个名称的不同系列的会议就是目前的“双轨制谈判”。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达成的，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必须承担的温室气体绝对减排义务。眼看这个期限很快到了，发达国家们表现如何？如何延续“议定书”，给发达国家规定第二期减排义务？这是人们的期待之一。

　　经过长途跋涉，中国代表团是满怀诚意来参加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190多个国家不同肤色的代表齐集坎昆，从11月29日到12月10日，大会、小会、工作组会、边会、谈判代表会、部长会……连轴转。会场毗邻风光秀丽的加勒比海滨，代表们却连周末也泡在会场上。东道兼主席国墨西哥作了多方努力和周到安排，会场上感受到的主流心态是：人们都不希望会议无果而终，尽管难以期望太高。

　　然而，某个发达国家却突然提出废弃“京都议定书”，这个倒退行动立刻遭到普遍反对，就连它的某些盟友国也不敢明确表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致主张坚持“议定书”的延续，但指望在坎昆制定发达国家应承担的第二期目标，难度甚大。虽然各发达国家也提出了一些减排目标，但离发展中国家希望的目标和控制升温不超过2℃的要求相去甚远。

　　1992年签署的“框架公约”，以及在此基础上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和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都一再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全球的事大家当然要共同努力，而强调“有区别”则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必然结论。可不是吗，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1950年的二百年间，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贡献了95%，从1950年至2000年间，发达国家的贡献仍占77%；今天，占全球总人数22%的发达国家消耗着全球70%的年能耗总量，排放着50%以上的二氧化碳，发达国家历史累积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绝对量减排的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鼓励它们自愿降低排放强度。坎昆需要继续维护这个原则。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发展中国家又是气候变化恶果的主要受害者。眼看着海平面的上升，四十几个小岛国心急如焚，有生死存亡的危机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发达国家有责任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点，正是坎昆会议需要落实的谈判焦点之一。

　　气候谈判的另一个焦点，是对责任承诺和资金技术援助效果的“三可”，即可测量、可报告与可核查。实际上，这一点也应该是有区别的、合情合理的：对发达国家应承担的责任，理应落实“三可”；对接受了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国家，需建立内容相应的“三可”机制；对自愿主动承诺的国家，应立足自主的测量、通报和通过国际磋商分析，相互信息透明。而在“可核查”这个环节还应以尊重各国的主权为原则。按说，这一点不应成为谈判成功的障碍。

　　减排固然重要，保护和发展碳汇以吸收二氧化碳，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因而，减少和制止毁林，培育森林等碳汇，也成了一个专门的话题。有关工作组的谈判还涉及清洁发展机制、碳的捕获、利用和存储技术、对落后国家的培训、教育和能力建设、对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合作研究以及对公众的科学普及工作等。难怪各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不仅包括了气候专家，还必须有经济、外交、科技、能源、林业、农业、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官员和专家。

　　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得到愈来愈多的理解和认可，同时，中国感受到的压力也逐年俱增。中国为实现“十一五”降低单位GDP能耗20%的目标，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而新的节能减排目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英国环保网站在会前发表评论称：中国的承诺会得到与会者的欢迎，是中国传递出的积极信号。美国能源部长承认，中国为发展清洁能源做出的努力意义非凡。尽管中国的人均排放比发达国家低许多倍，但毕竟已是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因而受到“责任论”的压力。实际上，中国的排放中有一部分是出口到美国等国的商品在中国制造的结果，是西方的碳排放向中国的转移，因此，中国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主动做出2020年要实现的三项承诺是非常不容易的。

　　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强调：中国的主动承诺，不与其他国家的承诺挂钩，也不跟是否提供资金和技术挂钩，中国将坚定不移兑现承诺，并争取超过。为什么总理的话讲得如此斩钉截铁？我理解：第一，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领导人对国际责任的深切理解和坚定信念；第二，更重要的，这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走科学、绿色、低碳新型发展道路的决心；第三，“言必信，行必果”，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国格。不管国际谈判进展如何，我们在维护发展权的同时，必须为落实“科学发展”、“两型社会”、实现经济环境双赢做出更为扎实的努力。

　　对气候变化的规律、变化的程度和后果，还会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这反映了人类（包括科学界）对这一复杂问题认识的局限性。但对“地球村的气候在变化”这一点，已几乎听不到否定的声音了。在诸多的气候变化现象中，“变暖”是基本表象之一，但这个变暖随时间的变化并非一个单调上升的曲线，而是伴着波动起伏；这个变暖随地域的分布也并非全球均匀，而是有强有弱的。这种不均衡自然导致一些不规则的改变，也就不难理解各种反常的、灾难性的气候现象的发生。对于这一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无法幸免且愈益频繁地感受着，强化了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引起气候变化的虽然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各种原因，但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难以否认的。人类除了“从我做起”，还能有什么招数呢？！

　　写到这里，坎昆会议还有最后三天，成效究竟如何这三天是关键。一种可能的估计是：不指望取得重大突破，但可以期望若干阶段性的进展，并为明年的南非会议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毕竟气候问题是地球大家庭的成员们需要共同面对的。当代人如此，何况子孙后代还要永续发展呢！但愿坎昆给人们留下的不仅是美丽诱人的海景，更是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史册上闪亮的一页！

　　气候谈判就是这样：既有共识，又有差异；既有矛盾，还得合作。会上大声讲，会下细细聊。少不了吵架，也必须握手。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大课题，考验着共生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类的智慧，并影响着人类长远的共同未来。（2010.12.8于坎昆）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