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连增”为什么能实现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粮食的平稳增产和供求平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至关重要。我国粮食生产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七连增”标志着我国粮食生产具备了稳定发展的能力。“七连增”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原因和启示有哪些,日前,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记者:回顾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历程,本轮粮食生产周期有着怎样的特点?

    韩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变化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4年,粮食产量持续大幅增长;第二阶段为1984-1998年,粮食产量在周期性波动中逐步提高;第三阶段为1998-2003年,基本呈现连年减产态势;第四阶段为2004以来,出现历史少有的粮食连年增产。这次粮食“七连增”在国际粮食市场动荡不定、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市场形势多变、通胀预期加重等严峻环境和挑战下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记者:实现粮食“七连增”的因素有哪些?

    韩俊: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一轮粮食增长周期,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单产水平的提高和播种面积的扩大共同支撑了粮食产量的提高,近期我国粮食增产三分之二依赖于单产水平提高,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只有三分之一。 

    二是各种现代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对提高粮食产量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我国粮食生产模式已经发生重要转变,人力、畜力和农家肥等传统生产要素使用比例不断降低,与石油相关的现代化生产要素逐步取代传统生产要素而占据主要部分。2004-2009年,全国新增农田灌溉面积6700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7500万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9.1%，提高15个百分点。 

    三是粮食市场价格信号有效发挥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这些年,国家在完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既及时抑止了粮价剧烈上涨,又有效防止了粮价趋稳后下跌。应当看到，粮食生产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大幅提高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不易,从事小规模经营的农民消化生产成本上涨的能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价格合理上涨就成为保障粮食供给,平衡工业农业利益关系的手段,这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内容。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对农民是一种公平的市场补偿。

    记者:政策因素在实现粮食“七连增”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韩俊: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各地各部门着力健全和完善强农惠农与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成为粮食生产取得“七连增”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在总体上,我国粮食问题的基本特征是:脆弱平衡、强制平衡、紧张平衡。所谓脆弱平衡,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资源条件贫乏,表现为耕地数量日趋减少、水资源短缺加剧等;所谓强制平衡,是种粮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不高,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政府强力主导,经济社会要素投入大,机会成本高;所谓紧张平衡,是总供给保障所有人口粮食安全的能力不宽裕。考虑到上述3个基本特征,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粮食生产的保护和支持,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客观规律。这几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的含金量高的重要政策,粮食生产政策实现了从“取”到“予”质的转变,实现了从补贴粮食流通环节为主转向补贴种粮农民为主的转变,实现了支持范围从少到多、支持力度从小到大、从零散支持到系统支持的跨越。

    记者:粮食“七连增”奇迹的创造,是政策、市场、科技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带给我怎样的启示? 

    韩俊: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安全。我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面临的制约非常大,我们历来都坚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每年粮食消费量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1/5,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两倍左右。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能力有限,如果进口过多,不仅国际市场难以承受,也会给低收入国家购粮带来不利影响。那种认为只要有钱、只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能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一旦中国出现严重的粮食供求缺口,国际市场也满足不了中国的需求。 

    安民之本,必资于食,安谷则昌,绝谷则危。全球化条件下,我们要有选择性地利用世界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产品市场,但必须保持清醒:谁也养活不了我们,保证中国人吃饱吃好,还得靠我们自己。必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把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重要食物的基本供给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要目标,牢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我想,这就是粮食“七连增”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