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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你在火车站、长途车上常看到农民穿着中山服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乡镇企业推销员，到全国寻找市场。这样很快在计划体制之外就形成了乡镇企业的市场，大一统的计划生产和销售的格局被打破。”
日前，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座无虚席，“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道路”研讨会——厉以宁教授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庆典正在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厉以宁以平实却睿智的演讲，让庆典充满了学术气息。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幸运，能够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听到厉先生这样精彩的报告。”作为主持人的北大校长周其凤这样说。
的确，厉先生的演讲，有题目：《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赶上大半节课了，不过，内容可比上十节课还要多。”一位奋笔疾书记着笔记的听众趁鼓掌间歇对记者说。
当前，正逢中国经济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若干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厉先生此时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让在场听众大有解渴之感。
对于下一步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如何可持续发展，厉先生认为在几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上，仍要把民间极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首先，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关键要扶植优秀企业和完善资本市场。“优秀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不要把民营企业看成是体制外的企业，市场经济啊，这个看法需要改变，大家都是民族企业、都是体制内的企业。也不要再用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了，什么叫农民企业家？全世界没有这个例子的，企业家就是企业家。这样来通过扶植优秀企业鼓励大家创新，很多创新都是来自于群众中的，这样我们的路子就宽了。”
其次，就业问题的解决，“主要靠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要继续把民营经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税赋少一点、融资问题解决的更好一点。全国有3000万的个体工商户，1000万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看到生意好做了，每家增加3、5个人，又有几千万人能够就业。同时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包括业主本人在内的工作人员不超过20个人，创业时的资本低于10万块钱的，都列入微型企业，政府要给他们帮助，减免税，财政上给予补助，贷款做担保，职工培训政府掏钱，减少登记注册成本。他们生意好做，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工人、退伍军人、残疾人、三峡库区移民、拆迁户等等，就容易找到工作了。民间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后，这个问题怎么不能解决？”
另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先发展、后治理，或者是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也是不经济的。“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首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但经费来自何处？怎样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行呢？这又是下一阶段要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鼓励民间资本介入，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二是要形成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机制。我的水是不是污染了？我的空气质量如何？噪音如何？这些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调动了这个积极性，你看全国会怎么样？一定会形成一个生态建设的好环境。另外，要形成公众一致的环保行动，比如资源的回收，文明消费，节水节能，保护野生动物，环境绿化，所有这些没有民众的参与，也是不行的。”
还有，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建设的资金从何筹集？“我跟几位教授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中国公用事业发展投资基金。具体的设想是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出一份钱作为总体基金，然后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各个机构投资者来投资，基金就成立了，再发行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以金融债券的形式把广大民间的资金都聚集起来。”
在他看来，人才建设问题也应该发挥民间的积极性，要充分调动高等学校、各研究机关的积极性，以及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要尊重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与辛勤劳动。对高等学校、对研究机构要减少上面的行政干预，要有适当的激励机制，要发挥协作的潜力。”
对于目前经济发展中扩大内需的问题，他认为，“一定要扩大民间消费。民间消费怎么扩大，就业的解决是重要措施之一。同时，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成本太低了，要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呢？我在重庆、山东两地的调查，发现给农民发房产证是重要的措施,因为可以出租房子，有固定收入，马上生活就改善了，内需就扩大了，当然现在这个措施还不能完全推开，要慢慢的试点。”
要使有限的耕地发挥更大的效用，也在他的关注之中。“中国的耕地是有限的，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地方产量很低，比如农民工外出了，或者迁到城里了，种田的人手不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要改良耕地，要大量投资，钱从哪来？需要灌溉设备，钱从哪来？单靠农民做不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困难。所以我提出点设想，能不能走双向城乡一体化道路？既有农转非、也有非转农，鼓励带着资本下乡、带着技术下乡。”
“总而言之，我们把民间极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就顺利了。”这是厉先生主题演讲的最后一句话。
（本报北京12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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