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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0年12月02日 星期四

    抢救和保护绝学系列报道 ④

    西夏学:国际显学 仍有隐忧

    作者:本报记者 庄电一 《光明日报》( 2010年12月02日 01版)
    西夏文草书

        西夏学,曾有过一段从衰落到重生的多舛经历。

        1972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时看到西夏文献,关切地问:现在懂西夏文的有多少人?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答:只有两三位老人了。周总理马上指示:一定要有人学习、研究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

        西夏,是如何神秘消失的?西夏学,何以到了乏人问津的地步?

        西夏学何以成为“绝学”?

        西夏,先后与北宋、南宋、辽、金鼎足而立,曾经创造辉煌的文明。但自公元1227年遭到蒙古铁蹄的践踏之后,便神秘地消失了。渐渐地,人们对西夏的了解越来越少。

        但是,历史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在北京居庸关,有用汉白玉砌成的精美云台,上面有元末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用6种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其中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早就被确认了,但其中有一种文字当时却难住了许多人。1870年,有英国学者提出:这种文字应该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1882年,有法国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它可能是西夏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898年才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一段西夏文字的确定,竟经历这么多波折,更不要说对西夏学进行深入研究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就有学者接触过西夏文、并且认识西夏文。

        1804年,著名史学家张澍因病从贵州回甘肃省武威老家休养。在游览武威城北的大云寺时,他在一座碑亭内发现了用砖封砌达数百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拆除护砖,一通高2.5米、宽0.9米的石碑重见天日。石碑的正面,是28行、每行65字、总数达1820字的西夏文楷书,而背面则是与之相对照的汉文楷书。

        碑文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西夏崇宗李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重修的感应塔竣工,碑文记述了自前凉修寺建塔以来屡见灵瑞的奇闻。

        张澍就此展开研究并撰写了《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等著作。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被誉为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字典,它也因此享受国宝待遇,武威市专门为它修建了馆舍,记者曾有幸一睹它的“芳容”。

        张澍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有学者将西夏学的缘起定在1804年。但有外国学者认为西夏学的诞生应在100年之后,与黑水城的重大发现有关。

        西夏学也有一段伤心史

        提到西夏学,不能不提黑水城。这座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古城早被风沙吞没,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了。

        1907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相继来到黑水城,发掘出大量宋夏金元时期的西夏文、汉文、古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等文种刻本、写本。这次发现,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起列为我国三大地下文献发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批珍贵文献一出土便流失海外,并且分散到俄、英、法、日等国。

        尽管如此,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许多学者还是利用有限的资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罗福苌、罗福成、罗福颐、周叔迦、王静如等学问大家都曾对西夏学进行过研究。在他们之后,史金波、白滨、李范文、黄振华、吴天墀、陈炳应、韩荫晟、马忠建、聂鸿音等日后卓有建树的专家也聚集到西夏学的门庭。其中,上个世纪60年代培养的我国首位西夏学研究生史金波,现已成为西夏学的领军人物。

        然而,我国对西夏学的所有研究在“文革”期间都停止了。而此时苏联、日本、英国的学者却成果迭出,以致让一些外国学者说出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话。

        国际显学回到了诞生地

        “十年浩劫”之后,西夏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同音研究》、《文海研究》、《宋代西北方音》、《夏汉字典》、《党项西夏资料汇编》等一批西夏学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而考古新发现更是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推动了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所藏西夏文献的陆续出版,使国内的西夏学研究走上快车道。《西夏通史》、《西夏语比较研究》、《西夏学概论》、《西夏战史》、《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艺术史》、《西夏经济史》、《西夏社会》等西夏学专著的相继出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西夏学的学术地位。

        西夏学回到了它的诞生地。继1981年首届全国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银川召开之后,由宁夏有关部门主办的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三次了。如今,宁夏也拥有了李范文、韩荫晟、牛达生、陈育宁、汤晓芳、许成、徐庄、杜建录、王天顺、张迎胜、龚世俊、韩小忙、孙昌盛等20多位颇有建树的西夏学学者。

        如今,中国社科院、兰州大学、河北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都开辟了相应专业和课程,有的还培养出了西夏学研究生。处在西夏故地的宁夏大学更是当仁不让,不仅很早就成立了西夏研究所,而且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西夏研究院。院长杜建录告诉记者:宁夏大学的西夏学研究,已成为“自治区重点学科”、“211工程重点学科”,研究院也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拥有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西夏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在俄罗斯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不仅拥有造诣很深的专家,而且有西夏学研究生。在日本、英国、法国和我国台湾等地区,也有一批颇有成就的专家。

        仍有隐忧仍需重视

        西夏学研究并非没有隐忧。西夏学毕竟是一个偏、小的学科,社会的关注程度较低,而西夏文字的难学、西夏学的艰深常常令人望而却步,所以西夏学的研究队伍至今不够壮观。而多年培养出来的一些西夏学人才,也由于社会需求较少常常面临改行的困扰。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有些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西夏学研究没有得到组织保障和有力支持。一旦西夏学专家去世或退休,就出现后继无人、研究停滞、专业荒废的局面。

        杜建录向记者透露:“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是因为将个人的学术行为变成有组织、有目标的学科建设。”他希望,有关教学、科研单位要给予必要的支持,不要再出现一个人的去留决定一个学科存废的现象,以确保西夏学后继有人、不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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