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为“文化特区”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成功实践，根据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规划，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设立了闽南、徽州、热贡、羌族、客家文化、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到活态整体保护新境地。

    对于尚处在实验阶段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至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要透彻地认识保护实践的最终目的。从根本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事关中华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其终极目标是复兴中华文化，是要通过活态地保护存续至今的中华文化非物质形态和物质形态，深入探索并实现中华文化体系与现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践的和谐统一，使之拥有最广大的实践主体，以至全面融入当代社会实践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文化价值观、文化发展观等意识形态，涉及党和国家的文化方针与政策，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体制与机制。如果没有更高层面、更加系统的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创新，就无法指望保护实践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华文化复兴也会流于空话。因此，应赋予文化生态保护区以特别的性质和地位。

    今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正临亟待文化实践策马当先的历史节点。前瞻的使命担当一如当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的设立，需要解放思想的胆识和智慧。决策者和建设者当该因应国家发展的战略取向，予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切合中华文化复兴使命的定性和定位，立之为“文化特区”，以之为推进当代文化建设、探索中华文化复兴之路的突破口和试验田。

    作为文化特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在国家特别划定范围，实行特殊政策措施，保障中华文化得到活态保护以至全面繁荣的特定区域。它应具有受到国家法律确认与保护的特别权利，应通过在区域内进行有利于文化建设和相关实践充分展开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制定和施行有别于一般的建设目标、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及相应的评价体系来体现其法权，为其不辱使命创造条件。

    当我们更深研究和思考，便会意识到可在文化生态保护特区进行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不少。

    譬如，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政治层面取得了巨大成果，而在文化层面却成效甚微。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全面地融入民族文化，化为体现于习惯、习俗或传统的文化认同。文化特区的保护实践，是探索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最佳切入点。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藏着大量关系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传统智慧和历史经验，如何利用这些智慧和经验来建设发挥文化生产力，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以契合中国国情的和谐体制与机制，这些课题都适合在文化特区建设中进行探索。在文化特区，还可通过民俗建设，使中华文化成为介入当代生活并与时俱进的活文化，探索亲民依俗的现代文治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大量的传统手工技艺，广大农村也蕴藏巨大的手工生产力。在文化特区，可根据当地的可再生资源、传统手工艺资源和既有劳动技能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产业开发，保持文脉延续，发挥地方优势，使农村劳动力凭传统手艺在本土取得生计，振兴手工，改善农村民生。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智慧、认识方法、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在文化特区，可进行教育制度、教学理念和学科建设的改革试验，将中华思想、经验和知识以及传统教育方式包括“师徒相传”的技艺传授方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时至今日，有必要也有条件立足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天下”概念来把握复兴中华文化的意义，充分认识它的超越民族国家版图和国家政权影响跨度的重大而深远的价值。“天下”是以文化人、心之向往的非地缘政治、非政权政治的和谐世界，其底蕴在于文化。我们应有跨越时空局限的全球观念和代际意识，应以美好的文化凝聚民心、惠益人类。相信有中华文化的文治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不会因为畏难的得过且过而贻误时机和千秋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