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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与苏轼并列为万古词宗的辛弃疾，八百多年来，一直是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常青树。在纪念辛弃疾诞生870周年之际，来自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以及香港、台湾、新加波、美国的50多名学者、作家，以及辛弃疾在国内外的后人，云集辛弃疾生前隐居20多年的江西上饶，参加国内辛学研究重镇之一，上饶师院主办的“辛弃疾与词学”学术论坛，切磋辛学研究成果，弘扬中华文化精髓。
词是富贵文学，其音乐文学的性质，要求有相应的创作条件。词受经济基础与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其他文体更大
辛弃疾的经济活动一直为辛学研究所关注。过去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稼轩的奉薪收入与开支的矛盾以及田园收入与管理。有人认为辛的生活堪称豪奢，有贪污公款之嫌；而邓广铭先生则认为，辛的生活乃由合法收入所支持，且不同意豪奢的论断。此次论坛，中南大学文学院的刘学、叶烨从南宋官员收入的结构以及具体到辛弃疾的收支情况，认为辛的生活富足，且收入主要来源于宋代官员的隐性收入，从而丰富了原有的研究成果。
他们拓展的重点还在于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富足生活对辛弃疾创作的影响：
其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词是富贵文学，其音乐文学的性质，要求有相应的创作条件。良好的经济状况使辛被罢官后，赋闲生活主要由频繁的交游活动和宴饮雅集构成。稼轩有可考侍（歌）女6人，每宴客必使侍（歌）女唱之，他自己也形成了以词侑觞，以词酬唱的习惯，并最终形成了“诗词文兼擅，而以词胜”的创作格局；而与辛有往来的王炎曾说：“自幼贫寒，家无丝竹，室无姬侍，因而于词乐一道，素所不解。”晏殊少贫，初登第时亦对词有所隔膜，直到生活条件有了好转，生活方式有了改变，才转而青睐词。
但刘、叶二人也指出：不能绝对认为贫困便与词无缘。伟大词人的创作能超越经济基础，例如苏轼。不过就整体而言，词受经济基础与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其他文体更大。
其二，稳定的经济生活使稼轩词中没有经济困窘导致的焦灼、痛苦。他们将杜甫流落浣花溪时创作的《江村》诗和辛闲居上饶创作的《清平乐·茅檐低小》比较，认为同为乡村生活写照，杜诗流露出无法掩饰的窘迫与焦灼，而辛词相当安逸平和。辛的可贵就在于，这种安逸的生活，并没有消磨掉他收复江山的斗志和对金戈铁马的魂牵梦绕。
其三，富足的生活使辛词全无烟火气，形成崇雅尚真的审美趣味，表现出对身外之物的通达态度。苏轼的词也被誉为“笔下无一点尘俗之气”，其空灵之境的营造，得益于苏轼超越现实困境的精神境界和“胸有万卷书”；而稼轩则多得之天然，发乎性情，一定的经济条件也是必要的因素。
苏辛精神，首先是一种词学精神，呈现为激越豪壮的襟抱情怀、声容风度、风格境界
对辛词的接受与传播，是以前辛学研究较薄弱的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刘扬忠几年前就呼吁要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此次论坛中，原济南社科院院长荣斌的《稼轩词对毛泽东的影响》、安庆师院文学院副院长梅向东的《龙榆生词学的苏、辛精神》、上饶师院吴长庚教授的《〈铜铉词〉对稼轩风的接受》，都是这方面的有为之作。
梅向东认为：中国词学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以苏、辛精神为价值支点，辐射到词学领域的各个方面，构建词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二十世纪的梁启超、胡适、胡之翼、夏承焘等词学前辈莫不如此，而龙榆生的贡献尤为突出。
梅向东指出：所谓苏辛精神，首先是一种词学精神，呈现为激越豪壮的襟抱情怀、声容风度、风格境界；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神，在文学史中，映射出崇高的生命情怀和灿烂激情；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彰显华夏民族刚健伟岸的气质和真力。龙榆生一生致力于词学，他建构苏辛词派的词史谱系以彰显苏、辛精神；研究非苏辛词派的易安、方回、清真词，以发掘苏辛精神；同时因时因势，谋求词学现代建设的可行性方案。他以词的精神关照词的传统与现代，词与乐、学理与自我生命体验，通过重铸词魂，进而重铸民族精神。
清代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无论豪放派还是婉约派，无不受到稼轩风的沾溉。吴长庚教授以清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词作家蒋士铨的《铜铉词》作为受稼轩词沾溉的典型个案，分析了蒋士铨接受稼轩风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稼轩风对清代词作家、词论家的影响。
荣斌则列举了大量毛泽东平生酷爱辛弃疾其人、其词的事例，并通过一系列辛词与毛词的对比研究，说明毛泽东与辛弃疾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社会批判意识方面，心相通，气相投，并分析了毛泽东对辛词的借鉴。
辛弃疾打破了南人一统词坛的局面，其豪放词在多方面进行空前的开拓与创新，既使词走向全面繁盛，又使词由应歌之词逐渐演变为案头之词
本次论坛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对词与音乐的关系做了新的探讨。
词是演唱文学，始于唐，盛于宋，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但是宋朝之后，词的音乐特性日益衰落，而逐渐走向案头文学。这一课题虽然早有学者论述，但是此次论坛，却在前辈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表了新的见解。
西华大学郑家治教授指出，辛弃疾打破了南人一统词坛的局面，其豪放词在题材、主体精神、语言表达及审美等多方面进行空前的开拓与创新，既使词走向全面繁盛，又使词由应歌之词逐渐演变为案头之词，影响了词曲的和谐统一，对词体的音乐性衰落有不小影响。
黑龙江大学宋皓琨先生详细说明辛弃疾为了词意的表达，为了以词代文、以词代简，而在主观上有意突破格律的束缚，使词脱离演唱，脱离乐谱，从而走向案头文学。
持反对意见的澳大利亚郑绍平先生，举出许多实例，说明辛弃疾创作出大量的音韵美、音乐美的词篇。辛弃疾不仅没有促使宋词脱离音乐，走向词乐的衰微，而且，继往开来，将文词与音乐完美结合。
中国辛弃疾学会副会长、上饶师院张玉奇教授，从音韵学、音乐学的基本概念解读入手，以姜夔的17首词的减字谱以及清代中叶收集的宋词工尺谱为例，详细而明确地阐述了宋词文字谱与音乐谱的关联，从而说明，宋词音乐走向衰微，宋词乐谱逐渐失传，其原因是北曲旋律比宋词音乐丰富多彩，依照优胜劣汰的规律，取代了宋词音乐。这与苏、辛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倾向没有必然关联。
论坛上，不少学者指出：要使古典诗词作品在当代更好地传播，更具有生命力，与音乐结合，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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