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两个30年

    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30年的关系，是中国模式研究不可绕开的重要课题。如何看待这两个30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对前30年和后30年各自的历史评价的问题，直接关乎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和把握。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指出，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30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30年才能够解释后30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新中国的前30年来否定其后30年。按照前者的观点，新中国的前30年是失败，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后30年从失败走向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由此推理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模式与前30年无关。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只具备反面教材的意义。而按照后者的观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其实已经走上了邪路。上述论调在提醒我们，割裂新中国两个30年并作简单片面的评判，会使中国模式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进入误区。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和把握，需要基于新中国60年的整体性视野。

    基于整体性的视野，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框架中正确评价前30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前提。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模式指的是改革开放的经验，但也应当看到，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探索应该上溯至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提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大课题。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有学者形象地指出，共和国的前30年就是打基础的30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伟楼群。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意大利社会学家乔万尼·阿里吉则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中国经济后30年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奥妙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正如有学者所概括指出的，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前提，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准备。

    中国模式固然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成果，但它决非横空出世。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提醒着那些对中国经验感兴趣的人们：吸引外部观察者的那些方面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这些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有学者指出，两个30年的内在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形态。改革开放30年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30年，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它既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相反，它在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战略等方面，与前30年之间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使两个30年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很多学者达成以下共识：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模式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有意或无意将两者对立或者割裂开来，必然会造成我们在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上出现严重的偏差。中国模式不是对前30年道路的改弦易辙。无视这一模式的历史渊源和继承性因素，一味将其中基本内涵全部视为创新的产物，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赋予中国模式以更多的光荣。如果忽视了继承性，既难以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正名，也难以获得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机会和可能。创新如果缺乏这一依托，就可能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当然，中国模式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不能正确看待这一模式的创新性因素，就难以客观地对待前30年探索中存在的问题，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历史必然性，也就不可能获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现实原因和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