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向东

    在陆权时代，中央王朝的目光主要是向西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在古典时代，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的先民们，只能沿自然地理所规定的方向去前行、去拓展。

    在陆权时代，中央王朝的目光主要是向西的。

    在我们的神话体系中，无论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还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以昆仑神话为代表的创世神话都是占先的。在历史展开中，向西的交流也是主要的驱动力。中华民族的陆权时代，历史的展开方向可以用一个“Э”字来说明。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就是在古典时代，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的先民们，只能沿自然地理所规定的方向去前行、去拓展。自然地理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壮大的容器，同时，也大致规定了古典文明的规模、类型和结构。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一目了然，向东是当时的人们无法征服的万顷波涛，向东的冲动只能到大航海时代才有可能，在此之前，只能留下蓬莱仙话，只能留下徐福借托为始皇帝寻找不死之药带童男童女远走扶桑的蛛丝马迹，只能留下与万顷碧涛小规模的纠缠……

    向北是苦寒之地，是密林、沙漠和草原，是冻土带，没有大的人群和文明。这些地方，对于农业的中央王朝而言，难于农耕而易于猎狩和游牧，直到今天也地广人稀。

    向南是热带雨林，当时的气候较今天更加湿热难捱、瘴气弥漫。就像《商君·画策》中所言，先民“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开拓不易。古代聚落，多选择林疏地平、地力肥厚、土质疏松、不冷不热的大河冲积扇平原，一些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文明，像尼罗河流域的古文明、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恒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如此，但黄河、长江流域所形成的冲积扇平原是最大的，它的文明规模也最大最稳定。

    中央王朝的腹地选择在易于农耕、温凉宜人的大平原地带，有足够的黄土面积，能够形成较大规模的文明和社会势力，在这里，自然地理所赋予生存、发展、成长空间特别重要，它决定了一个大陆国家的庞大形态，庞大到足以应付、吸收和消化后来南下的游牧力量，庞大到能够维持形态的稳定、统一和多元……甚至它也决定了，在古典社会中央王朝政治结构上的中央集权体制。

    我们还可以这么说，由于向北、向东、向南的困难，由于陆权时代的这些自然屏障所形成半封闭的自然地理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其成长发育期，有一个保护性的“蛋壳”，有一个加速壮大、比较早熟的特点，而一旦“成年”，其体量、规模、实力和结构，又使它具备较高的稳定，很难被撼动。也许，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Э”字形结构中，最难突防、也最晚被突破的，是万顷碧涛。只有当西方掌握了征服大洋的工业技术、进入大航海时代，列强携坚船利炮从海上杀来，中央王朝开始经历“千古未有之变局”。其次是热带雨林，中央王朝的力量很难持之以恒地长久突入、立足，同样，在南部也很难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最为复杂的是北方，在世界最大的农耕文明的北方，是世界最大的游牧文明，宽阔的北方具有敞开的特点，贯穿欧亚的草原带，像敏感的神经，而此起彼伏的游牧力量有了这样一个绝好的平台，发挥着最好的机动性和自由度，这也决定了中央王朝向北的用力最多，古代中国的挑战和冲突主要呈南北向分布。

    相比较而言，这种自然地理情状，决定了中央王朝向西的目光。西域可耕地（绿洲）的支离破碎，决定了西域很难有一个成规模的中心结构，人文情状的突出特点是分散性。在中央王朝据有河西走廊之后，西域的历史基本上尘埃落定。

    和中央王朝开口向西的“Э”字形结构相对应。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基本形成一个向东伸出、向东敞开的臂弯——它在地理上是拥抱东方的。而它向西一线，多是一些险峻逼仄的山口或达坂，这些极度缺氧的“达坂”，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探险家们冠以“头疼达坂”、“头疼山”的名号，应该说，这些易守难攻的边疆山口，在冷兵器时代是天然的屏障。狭义的西域，其自然地理的方向是向东的，其历史人文也是向东的，这也是为什么自公元前60年西域纳入祖国版图之后，虽有分分合合，但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和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