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奋奋:最应感谢的是这个时代

    4年前,我45岁,已是鬓发斑白,更像55岁的样子。当时,我每周一到周五白天时间都坐在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课堂上,聆听比我年龄小的教授们讲课,每天晚上都在图书馆看书或做作业。此时我的身份是这所大学建筑系的全日制研究生。

    4个星期前,我站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讲台上,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局长讲课,题目是《现代学校建筑的教育专业设计》。这是我第五次登上这个讲台。

    如果四年前我没有下决心坐在那个讲台下,现在我就没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

    我是学教育学出身,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事业单位工作。等到我拥有高级职称和所长的头衔后,就一直有人请我去讲课,并付给我越来越丰厚的讲课费。让我高兴的还有,人家给钱的时候还会“吴老师的课价值极高,根本不是这点讲课费所能够衡量的”云云。我知道那是人家客气,但也自信,我讲的课,讲课费这点价值总有的。

    新千年一过,我所在的单位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聘任制,我不再是所长。从那时候起,请我讲课的就没有了。这和我不是所长可能有关系,但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我的教育学知识和我的人一样,老了,过时了。这时候我才去认真想一个其实早就该想的问题:我讲的课,我拥有的知识,到底价值几何?假如我写一篇不署名的讲稿挂在网上,有人看了,愿意自掏腰包请我去讲课,那么,我的课的价值就一定真的高于他出的课酬。接着,我把“讲课”替换成“工作”,把“讲稿”替换成“知识和本事”,命题就成了:假如我拥有某种知识和本领,有人愿意自掏腰包请我去为他工作,那么,我的工作的价值就一定高于他出的酬金。

    于是,我选择了建筑学,确切地说,我选择了教育学和建筑学的交叉地带。

    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拉近中国中小学校和欧美中小学校在建筑设计上的差距。近四年里,先后有二十多位“甲方”代表找到我,要求我为他们的新学校提供图纸层面的技术服务。这些服务都是有偿的而且价格不菲,但“甲方”一定认为物有所值,否则他们就不可能签下这样的合作协议。我现在的成就感就建立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上。

    最近,我主导室内设计的杭州安吉路学校良渚校区落成,新校区启用典礼上,少先队员向我献花。我在接过鲜花的瞬间不由自主地抬头张望,试图在参加典礼的人群中找到我最应该感谢的一位,然后把鲜花转献给他。但我知道,我最应该感谢的是这个时代。我以现在这种方式为社会做事并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不要说在三十年前,就是在十年前也是很难想象的。

    (吴奋奋口述 本报记者 叶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