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财富：把文明的光带到远方

    (一)

    在刚刚过去的184天里,黄浦江两岸气象万千、引人入胜,为世博会增添了新的传奇。美轮美奂的展馆,令人惊叹的科技,多彩多姿的民俗,妙趣横生的表演……一切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一切都展示了人性的力量。

    上海世博会,生动展示了其历史、文化、科技的深刻内涵。这也是一届出色的人文世博,通过它,人们对未来人类的生命情怀充满了无尽遐想。

    公元6939年,人类也许会读到这样一封信:“未来的公民,我们寄予你的希望毫无夸大之言。总体轮廓而言,事实上你们与我们非常相像,就如我们与1000年、甚至5000年以前的人们一样相似。你们中间,精神力量会遭遇坏运气,运气太好也就不需要它。……未来的兄弟们,我们寄望于你们与我们精神同在,在此我们发出问候。”

    写信的人是著名作家托马斯·曼。1938年,有人别出心裁,请托马斯·曼为第二年举办的纽约世博会写一封给“未来5000年的人们”的信。于是,他写下了这样一段关于“精神力量”传递的话。

    其实,这封信也是写给今天的。我们没有遭遇托马斯·曼时代的那个“坏运气”,但对于“精神力量”的需要却丝毫没有减少。

    尤其,当世博会“把文明的光带到远方,穿过了山脉海洋”的时候,当她不屑于夸张的炫耀而钟情于思考的时候,我们是否回应了那个关于“精神力量”的问候?我们是否也同样向未来发出了问候?

    上海世博会留下了一串串的惊叹号,但也给出了很多问号:我们创造了什么?我们能够留下什么?什么是最珍贵的?什么又是足以传世的?

    或许,这些问题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得到较为完满的回答;又或许,未来的人们才更有资格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回避自我追问,甚或放弃解答的努力。至少,我们知道,一百多年来,从伦敦到巴黎到纽约到上海,世博会所彰显的精神力量一直在历史的脉络里传递,而且会继续传递下去。

    (二)

    在上海世博会的德国馆,很多人都会注意到这样的“街景”:一幢房子的窗下,一只泥水匠的木盆,一把鬃毛刷子,静静躺在地上,旁边是镶嵌在地面的几块铜片,上面写着遇害犹太人的姓名、生日、死亡日期和住址。

    铜片的名称很特别,叫“绊脚石”。这是德国艺术家昆特·德姆尼西的独创。从1993年开始,他找出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人的名字、出生与死亡的日期和被害前的最后住址,镌刻在十厘米见方的铜片上,然后镶嵌到曾经发生过暴行的大街小巷。多年来,他在德国的562个城市,铺下了25000块绊脚石。

    上述“街景”正是对“绊脚石”铺设现场的复原。那些罹难的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曾经无名无姓,只是号码,而“绊脚石”重新说出了他们是怎样的人。无疑,“绊脚石”能够绊住脚步,也同样绊住了心灵:时间可以流逝,但人性遭遇的暴行和苦难不能被遗忘。世博会让“绊脚石”又一次刺痛了人们的人性意识。

    对于苦难的记忆和反省,大概称得上托马斯·曼所谓的“精神力量”。纵观历史,世博会光鲜炫目之处常常让人津津乐道,而她那沉静凝思的一面并不总是为人熟知。但当科技越来越使这个世界流光溢彩时,世博会对于人类的自我审视却并未因此而迷醉,反而越来越呈现出深刻性和广泛性。

    有人说,世博会是人文精神的科技化和科技的人文化。自然,在根本上,科技是人的存在方式,如何理解科技就会如何理解人,而有什么样的人文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科技理念。但从时间的跨度上看,人们对于两者的认知和体悟,却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早期世博会,各种各样的先进机器就是最抢眼最重要的展品。1851年,伦敦世博会那条13公里长的展桌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个时代,工业文明风起云涌,进步被认为是当然之事,乐观主义情绪使人们相信:“在理性计算照耀下的世界里,个人才能的无限制发挥能够在知识和技巧方面,在财富、福利和文明方面,产生空前的增长,而在一定时间以后,这种增长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能把人类提高到以前未达到的高水平。”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理性”的自信和乐观并未迎来期望的美好图景。相反,伴随狂飙突进的工业化而来的也有一系列苦难:战争,污染,贫困,失业,犯罪,饥饿……这个清单可以列得很长,而世博会遭遇了这一切,同样也思索这一切。

    1867年,巴黎世博会,法国作家雨果在导览手册上写下期盼:“抛弃战争吧!让我们联手和谐与团结!”但三年后,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用曾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的克虏伯大炮,轰开了巴黎的大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以惊人的破坏力和深重的灾难,彻底击碎了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和对人性的片面理解。人们终于不得不承认科技的局限性,以及人和社会所具有的非理性力量。

    因为这种转变,世博会的人文反思渐渐成了恒定的主题。

    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确定了“科学、文明和人性”的主题,那座标志性建筑——原子球,成了祈望和平、警醒世人的象征,散发出人文主义的光芒。

    此后,世博会的人文色彩日益浓重:1964年纽约世博会的“通过理解走向和平”,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人类与世界”,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人类的进步与和谐”,1974年斯波坎世博会的“无污染的进步”,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的“海洋——未来的财富”,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人类、自然、技术——一个新世界正在诞生”,2005年爱知世博会的“自然的睿智”,等等。

    这些主题不再执著于张扬科技的奇妙,而是勇于直面人类的错误,忧心人的命运,并寻求新的进步。如果给世博会作一个断代史,可以说,世博会关注的焦点历经了一个由“物”到“人”的跨越。

    (三)

    在上海世博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智利馆安放了一件特殊的展品——参与智利圣何塞铜矿救援的救生舱“凤凰一号”。这个仅能容纳一人的“生命胶囊”,将33名矿工从地下700米深处营救出来,创造了人道救援的奇迹。

    以世博会主题变换的逻辑看,“凤凰一号”具有的象征意义再清晰不过了: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珍贵的,对于生命的尊重乃是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

    对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关注与思考,是世博会的大势所趋,而上海世博会也从不吝啬篇幅来展现这一主题。并且,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个方面的探求除了细节上的渗透,还有大手笔的铺陈。

    “生命阳光馆”是上海世博会中一个很特别的展馆。比如,在一个体验区中,周遭完全黑暗,参观者戴上眼罩,拄着盲杖,仅靠嗅觉、听觉和触觉感知鸟语花香。这样的“黑暗之旅”,与一般场馆的五光十色大异其趣——人们不是看看而已的旁观者,而是可以感同身受的真实体验者。

    作为世博会历史上首次设立的残疾人馆,生命阳光馆不只将残疾人的痛苦看成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幸,更将之视为人类共同的苦痛。在全球60多亿人口中,6.5亿是残疾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关乎人的尊严,也关乎社会的公正与进步。因而,当上海世博会让那些残缺的生命与普通人共享阳光时,人之为“人”的高贵与价值也淋漓尽致地凸显了出来。

    在上海世博会联合国联合馆,人们看到了曾经“湮没在城市中”的“看不见的风景”——城市难民的生活。在摄影师的黑白镜头里,那些阴暗杂乱的角落,残败破旧的屋子,痛苦无助的眼神以及拼尽全力的挣扎,极具震撼力。与声光电交相辉映的展览不同,这些静默的镜头,以一种特有的力量带给人们无尽的省思。

    现代社会的构造,如同高楼林立的城市一样,规模宏大,极端复杂,个人在其中往往显得渺小而无足轻重,甚至可能异化为一个个可以随时更换的零件。在科技使人类越来越拥有强大物质力量的时候,这是人作为个体和共同体面临的危机和困境。

    毫无疑问,上海世博会极为重视这样的危机,也着力尝试破解这样的困境。因而,《上海宣言》开宗明义:“我们高度认同,必须重新审视城市化过程中人、城市与地球家园的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带给人类丰富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什么样的生活观念和实践让城市更美好?什么样的城市发展模式让地球家园更美好?

    城市,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个不同的人。“我们”不只是一个个填在统计表里的数字,也不只是一群群被政策规划的对象,而是鲜活的生命。“我们”每个人应是衡量社会的尺度。无论是人口膨胀、交通拥挤,还是环境污染、资源紧缺,抑或是城市贫困、文化冲突,一切问题可以名之曰“全球性问题”,但归根结底都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去遭遇。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博会更多地重视和探讨了人的权利、生存环境的改善以及人类共同体的平等与和平。这是“以人为本”的潮流所向,也是问题解决的终极所在。

    上海世博会已经谢幕了,但由此而传播的人文思考并没有谢幕。以“人”字形象构思的海宝,依然微笑着,依然传递着关于“人”的故事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