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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0年10月27日 星期三

    深度解读

    巴尔加斯·略萨其人其文

    《 光明日报 》( 2010年10月27日   15 版)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有“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酷爱足球。曾短期从政,年轻时曾加入秘鲁共产党和支持古巴革命。后组建新党,立场“右倾”,1990年在总统竞选中败给藤森。
    他读过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等的作品,也曾于1994年7月6日偕家眷来华访问。
    本文作者与巴尔加斯·略萨1995年摄于西班牙
    作者介绍
    赵德明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西班牙语言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翻译的西班牙语作品达40多种。他最早把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译成中文,是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主要译者之一。

        许多报刊说我是介绍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到中国来的第一人。我认为如果忽略了1979年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就不可能有这个“第一人”的出现,因为是在这个研究会成立的大会上,许多代表听了我的论文之后,认为介绍巴尔加斯·略萨到中国是有必要的。有了这个共识,杂志社和出版社才有了勇气,发表和出版了他的一系列作品。

        从个人角度看,我放在翻译、研究巴尔加斯·略萨作品上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是什么“毕生研究和追踪”,因此,我对他的研究是缺乏深度的;我和他的直接交往仅有两次,还有些电话交谈,因此,我对巴尔加斯·略萨其人、其文的看法只是一些感觉而已。

        1994年7月12日,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尹承东约我一道去北京王府饭店见巴尔加斯·略萨。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双方一见如故。我记得他说全家六口是从几个不同的地方来中国的,因为两个儿子、儿媳、女儿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工作或学习。大家相约来北京是因为都对中国的变化感兴趣。我在翻译《水中鱼》,有些疑难请他帮忙,他当时正准备去长城,但立刻让他夫人去招呼全家打点行装,而他自己则不急不忙地跟我和尹承东聊天,还接过我手中的原文仔细查出印刷错误,一一改正。

        1995年10月我在西班牙教书的时候,参加了穆尔西亚大学举办的巴尔加斯·略萨作品国际研讨会。由于组委会安排我和巴尔加斯·略萨在同一家饭店,因此可以和他朝夕相处,我和他长谈两次,共进早餐两次,交谈的内容很广:文学、社会、人生、文化交流等等。记得谈到版权问题时,他爽快地承诺与版权代理人打招呼,事实上当天晚上他就与巴塞罗那代理人通了电话。我的感觉是,此人容易沟通,平易近人,慷慨热情,诚信可靠,可以做朋友。

        关于他的作品,我认为在创作早期,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城市与狗》)、他家乡的环境(《绿房子》)、当时他在新闻界的见闻(《酒吧长谈》和《劳军女郎》)占了主要部分。这就是说,早期的巴尔加斯·略萨创作灵感来自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20世纪40-60年代的秘鲁社会生活。而那时他的生活有三个方面:缺少父爱及十岁后与父亲的冲突、枯燥乏味的学生生活和黑暗的军事独裁下的社会,三方面的共性就是让他感到压迫。为了摆脱压迫争取自由,他才拼命要去欧洲:先是巴黎,后是马德里。文学创作的成功既帮助他解决了生计,又让他找到了宣泄精神压抑的渠道。但是,他并不属于秘鲁的低层阶级。他自己虽然经济拮据,可他母亲方面(尤其是外祖父母、三位舅舅)的帮助对于他完成大学学业至关重要。他婚后独立生活时拼命打工,有时兼职多达七项,随后就去马德里攻读博士学位去了。毕业后,他在大学教书、在巴黎广播电台做西班牙语播音员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生活是稳定的。后来他逐渐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伦敦有房子,马德里有房子,纽约有房子,利马有房子。如果说他1958年前过的是温饱生活,那么现在应该是“大康”生活了。此时,他对秘鲁底层大众的极度贫穷、落后和愚昧的状态虽然有些耳闻,但并没有直接体验过,因此他对秘鲁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

        读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会发现他是“喜新厌旧”的,题材从不重复。《城市与狗》写军校的学生生活;《绿房子》写沙漠边缘的一座青楼变化以及原始森林中土著人的习俗;《酒吧长谈》写军事独裁下利马市民的情绪;《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写作者与胡利娅的爱情以及底层人民的境遇……这说明作家具有非凡的才气和丰富的想象力,但他显然是在刻意求新,也许每种题材都浅尝则止,挖掘不深。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略萨也喜欢花样翻新,他追求过小说结构更新,喜欢把意识流、内心独白、电影蒙太奇手法糅合在一起;进入90年代后又回归写实之路。我的感觉是他并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艺术风格。

        巴尔加斯·略萨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也是多变的:年轻时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年时信仰自由主义。

        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中年以后,他的高峰作都是在欧洲创作的,例如《世界末日之战》(1981)和《狂人玛依塔》(1984)。这两部作品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左游击中心思想,从对拉丁美洲的本质上说,他的认识有了提升,但对农民的认识依然只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对他们在精神上的迷茫和愚昧没有做深入的发掘。因此,拉丁美洲评论界认为,巴尔加斯·略萨的思想倾向在“向右转”。

        1989-1990年他在竞选总统的纲领中希望消灭腐败和解决经济危机,“药方”则是社会财产私有化、政治法制化和精神文化自由化。可是,从他的回忆录《水中鱼》来看,他追求的“自由”有相当多的乌托邦色彩。以秘鲁80年代末为例,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党无法回避的难点。在他竞选总统的纲领中就没有任何有力的“脱贫”措施, “书生气”和“浪漫情怀”导致了他在竞选中失败。

        用他自己在回忆录《水中鱼》的话就是:“我对秘鲁下层百姓的了解,几乎从零开始。”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到了90年代以后的创作可以看得较分明:《继母颂——情爱笔记》(1997)、《山羊的节日》(1998)和《天堂在另外的街角》(2003),题材分别是婚姻情爱问题、多米尼加共和国元首被暗杀的故事以及法国画家高更和他外祖母的故事。三部长篇小说都与他的祖国无关,都与拉丁美洲的穷人无关。这恐怕是他长达40多年脱离祖国的缘故。

        记得1995年秋天,我在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举行的巴尔加斯·略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时说:“假如您(他在会场第一排就座)大选胜利,世界会少了一位优秀作家,但未必会增加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会场上响起掌声的同时,我看见他也在鼓掌和微笑。

        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巴尔加斯·略萨50年来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创作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感佩。在他经济拮据的年代里,他坚持写作;在功成名就的岁月里,他依然坚持写作。例如,1994年他对我说,准备写一部以暗杀多米尼加共和国元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还准备写法国著名画家高更和他外祖母的故事。我以为只是他脑海的故事,要变成文字不知等到猴年马月呢。谁知过了六年后《天堂在另外的街角》和《公羊的节日》都出版了,而在这期间他又获得了好几项国际文学奖,其他社会公务性活动也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我想其中的关键就是勤奋,就是对创作的痴迷所产生的动力。我相信“天道酬勤”的道理,西班牙语也有类似的成语,直译就是“上帝帮助早起的人”。为此,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巴尔加斯·略萨,应该是他当之无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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