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梁启超一封未刊书信

    笔者200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在该校图书馆特藏室发现梁启超一封未刊书信，系住纽约法拉盛Jewel大道的张纯明（Chun-Ming Chang）先生于1978年捐赠。查该信无信封，无抬头，共两页，用毛笔书写，竖行，每页8行，每行16字左右，第一页右上角有墨渍。全文如下：

    吾顷作欧游，此书到时吾当已过印度矣。随行者张君劢、蒋百里、徐振飞、刘子楷、丁文江、杨鼎甫。此次不得弟随行，颇感不便。非令娴已南，则吾必招弟与俱也。顷有一事，欲弟在南洋试为尽力。上海松坡图书馆顷已落成，徐总统捐助秘籍十余万卷，亦已运到，而馆中经费甚支绌。购地建筑所费，今当负债三万余，常年维持费更无所出。前此本经各省督军共成发起，今实不愿更乞助彼辈，以为松坡污点。南洋商界思仰松公功德者，想复不少，请弟力为募集。所有一切款项，由上海、天津等处浙江兴业银行代收。今寄上捐册五本，松社规约二十本，请察收。吾归途当取道仰光，即携令娴母子归耳。

    此上

    希哲弟

    启 超

    十六日

    在该夹档案中，还保存有两封英文信件，都是写给哥伦比亚大学Butler图书馆图书管理员Keneth Lehf博士的，一封发自张纯明，信写于1978年9月2日，另一封发自哥大东亚所退休教授韦慕庭（Martin Wilbur），信写于1978年9月18日。从内容来看，韦慕庭的信似应在前，因该信首先对张纯明的捐赠情况进行介绍，然后才对信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张纯明的信则主要是对梁启超的这封信予以说明。现根据这两封信，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梁启超这封未刊书信略作说明。

    首先是收信人。梁启超的这封书信是写给长女婿周国贤的，这在张纯明和韦慕庭的信中都有说明。希哲是国贤的字。周当时担任中国驻缅甸仰光总领事。为什么梁启超与自己的女婿以兄弟相称，张纯明在信中有专门的解释，说这是旧时长辈给晚辈写信的一种传统用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传统用法曾经存在过。信中提到的令娴是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周国贤的夫人。

    其次是该信的写作时间与地点。因信尾只有“十六日”三个字，张纯明和韦慕庭对此看法颇不相同。张纯明认为，“该信是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的非政府观察员，离国赴欧前夕于1918年12月16日写的”；而韦慕庭则认为，“该信写于船上，信最后的日期是十六日，可能是1919年1月16日。当时梁作为巴黎和会的观察员，正在赶赴欧洲的旅途中。”二者相差一个月，且地点不同。笔者比较认同张纯明的看法。因为：第一，梁启超一行5人（丁文江、徐振飞因船票所限，向东经太平洋、大西洋而往）是1918年12月23日从北京动身，经天津、南京到上海，28日早晨搭日本邮船横滨丸赴欧，一路经香港、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今斯里兰卡）、红海、地中海，于1919年2月11日到伦敦，18日抵达巴黎。1919年1月15日为农历腊月十四日，据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当天他们在锡兰岛游历了卧佛寺和坎第湖，晚上宿于湖畔。梁启超极爱此湖，他曾将坎第湖与曾经游历过的日本箱根的湖和瑞士的湖进行比较，认为：“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丽，说到湖景之美，我还是推坎第。”当晚三更天后，梁独自一人，倚栏对月，默诵楞伽经，坐了一个通霄。天亮后才相伴出山，登船西行。如果此信写于次日，即1919年1月16日，梁启超应该在信中对游湖之事有所提及。第二，梁启超在此信开头说：“吾顷作欧游，此书到时吾当已过印度矣。”从地理方位上看，锡兰在印度之南，如果此信写于行驶在印度洋的船上，当此信到达缅甸仰光时，梁启超一行可能已经过了红海，所以不大可能。第三，查《梁启超年谱长编》，梁氏于1918年12月10日给刚到仰光的梁令娴写过一封信：“吾……已决乘横滨丸于本月二十九日自上海首途，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趋法国，同行者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并携鼎甫作录事兼服役，此行全以私人资格，不负直接责任……初时拟电汝来槟榔屿相见，顷见汝书，路费如彼其巨，跋涉千里，乃得一日之盘桓，甚无谓矣。当于归途迂道仰光携汝归耳。此次若非汝已南行，则吾必调希哲随往，希哲不获参与此活剧，实为妻孥累也。然万一到必须化私为公时，仍当借重希哲，届时惟设法先送汝归耳。若必有此事，则此书未到前，电当先到，然什九不至成为事实也。”两信比较，部分内容非常接近，很有可能是梁启超12月10日给女儿写了一封信，12月16日又给女婿写了一封信。

    复次，就此信的内容看，主要是让周国贤在南洋为松坡图书馆募捐。松坡图书馆是梁启超在蔡锷逝世后不久为纪念蔡而于1916年率先发起的，不过后来在公开发表的《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上署名的，却多达26人，大多数为各省督军，所以梁启超在此信中说“前此本经各省督军共成发起”。松坡图书馆原拟设在上海，后移至北京。现在公开出版的资料表明，为了解决图书馆经费，梁启超曾在国内募捐，他不仅亲自拟订了《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单程》，并发表《为捐助松坡图书馆鬻字例》，试图通过个人卖字募集经费。此信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披露了当时创建松坡图书馆的困难情况，而且透露出，梁启超曾通过其在缅甸任外交官的女婿周国贤，在南洋华侨中为松坡图书馆募捐。当然，周国贤募到多少款项，因资料所限，不得而知。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北京松坡图书馆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当我们今天置身于国家图书馆书的海洋时，似不应忘记初创时期前辈的奔波与操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