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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樊建川,四川省建川博物馆馆长,用这三个字形容正在建设中的“侵华日军馆”。
这个初见规模的展馆坐落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群——建川博物馆的组成部分。在它之前,建川博物馆已经建成开放了五个抗战展馆和两个抗战主题广场,展出相关文物文献一万余件,对抗战史的梳理已经相当详备。
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到来之前,有人建议樊建川将这个新馆定名为“侵华日军罪行馆”,他没有同意。“侵华本身就是罪行,不必再添上这两个字。这个馆要把道理讲得无懈可击,不要带情绪。”他坚持全部使用来自日本的文献文物,坚持使用民间信史的表达方式,以此来回应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和日本学者对中国文献的怀疑,并使事情的主旨绕开情绪化的争吵、回到一个人类共有的高度上来。
让文物说话
在五座已开放的抗战博物馆中,日军虐杀中国百姓和俘虏的照片被一张张放大,贴在墙上。这些照片大多出自日本随军记者之手,上面盖着日本新闻审查机构的红章“不许可”——这意味着禁止发表。
即将在“侵华日军馆”展出的展品中,一本名为“荻岛静夫”的侵华日军日记会是一件相当引人注目的东西。这位职衔是“步兵军曹”的小人物,1937年8月进入中国,1940年3月离开中国,期间日记记录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且从未中断。
任何一个懂日语的参观者都可以从这本日记中轻松地找到类似这样的句子;“队长带着我们拿着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前天抓到的密探,在这样酷暑的炎阳之下被铁丝捆绑,有几个人断了气。入夜之后,只留下一个首领,其余人都处理掉了。”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1月19日,步兵军曹写到,“明天早晨三点半起来,秘密扫荡附近的村民。”第二天日记的语气居然略带愉快:“在黑暗中,连一个人也没有受伤,我们就平安完成扫荡任务。”
七本巴掌大小的硬壳笔记本,战时日本专为前线军人制作。作为文物,真实性非常明显。樊建川说,“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当然,“侵华日军馆”不仅是为了说服日本参观者而建。
在日本,樊建川有一个专门寻找侵华文物的社团,若干侵华老兵都和他有长期联系。一个八十岁的日本老兵每年都要把搜集来的侵华文物带到中国来捐给建川博物馆,用这种方式表达忏悔。樊建川说,“安排他见到我的父亲和岳父。他们会一起抱着头痛哭。”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当年的八路军。
“侵华日军馆”不准备像国内有的同类展馆那样按照“杀光、烧光、抢光”来分类文物,陈列上带有某种控诉感,而是按抗战年份划分为14个模块,一年一块,其中标示有1931、1937、1938、1945的模块会是重点部分。显然,这种设计不准备让人燃起仇恨,反而是要观者冷静地思考和平。如果来人怒火难消,可以看看展馆门口安置的提示肃静的牌子:。
灰色,高度要低
之前开放的五座抗战馆的建筑设计都出自名家之手,“侵华日军馆”也不例外。建川博物馆这次请到的是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
为了这个建筑的设计工作,老人已赴川五次。记者在工地看到,“侵华日军馆”的几何形线条已经鲜明地体现出了矶崎新风格,但显然,他也对樊建川的观点做了一些“妥协”。
“首先我觉得不能是白色,白色会显得日军很圣洁,我建议用灰色。另外,高度要降低。”樊建川说。
灰色的“侵华日军馆”最后安置在一个略微低洼的地方,建筑自身表达出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含义。但在展出内容上,樊建川不会这么“刻意”。侵华日军的文件、地图、头盔、军装、军刀、枪炮都有展示。屠杀、强奸、虐待种种恶行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但日本占领者维持经济、交通的相关文献、日本军人写给妻儿亲友的家书也可以看到。只要是来自真实的历史,都不会被刻意回避。“参观完这个馆大概要四十分钟,”樊建川说,“正好一节课的时间。”
图为中流砥柱馆。(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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