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如何测度?

     背景和缘起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如何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如何测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很显然,传统的GDP考量是不适应的,但GDP指标短期内又是不可或缺的;绿色GDP指标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实践中操作的难度很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渐进的过程,观察它的成效要用“增长”与“发展”的指标来考量,但又必须引入新内容,比如引入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国民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国民经济竞争力等诸多指标。日前，本刊特别邀请专家学者和实践一线的同志,在风景秀丽的骊山脚下,就如何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展开了热烈探讨，其中,有形势分析,有走势判断,有政策主张,有观点交锋,今特向读者推介。

    特邀嘉宾:  白永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刘传江: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任保平:陕西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导

    任军号:西安市临潼区委书记、博士、教授

    主 持 人:本报记者 孙明泉

     “后改革时代”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主持人:感谢各位百忙中前来参加今天的“前沿对话”。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如何评价,或者说,经济发展的质量如何测度?目前各地都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有人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10年前提出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比,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有人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是一个工作要求,甚至只是一句激励性口号;还有人认为,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过程,没办法科学衡量,因此没必要讨论这个主题。这里,首先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白永秀: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前年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去年是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今年是纪念西部大开发10周年,这都是标志性的年份。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点,是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后危机时代。我们判断,世界经济应该是已经渡过危机阶段,开始复苏了,资本、人才、技术方面的因素已开始逐步活跃起来。第二点,是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如果说1978年改革以来的30年我们称之为“改革时代”,那么,未来30年可以叫“后改革时代”。很显然,我们改革已经30多年了,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在改革的基础上促进发展？这是值得关注的。第三点,是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1700年中国的GDP曾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1820年中国的GDP甚至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但后来我们远远落后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又上来了，又回到了世界前列。所以,未来三四十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第四点,是和此前30年相比,近年来中国经济重心也发生了重要转移,主要是由东部向西部转移,由南部向北部转移。这是此前所不曾出现的。

    主持人:对不起,这和我们所谈的主题有什么联系吗?

    白永秀:当然有联系。这样的大背景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来观察我国经济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为清晰。以往的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而后改革时代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力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以往的改革是差别式的,比如,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先富起来,有特殊物产资源、地理资源或政策资源的地区从一般地区分离出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以是差别化的。而后改革时代则是一体化的,城乡一体化、地区一体化,是从“差别式改革”到“一体化融合”。具体到经济方面,有四个转型:第一个转型是由重视经济总量到重视经济结构的转型;第二个由求发展速度到求质量、求效益的转型;第三个转型是由重视经济发展到重视生活发展,就是说,不光是经济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各个方面都要全面发展;第四个方面是由“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和谐”。可以说,后改革时代是共富的时代、和谐的时代、民生本位的时代、关注质量的时代、稳定的时代。后改革时代可能面临着数量增长与质量增长失衡、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相对落后的发展反差、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利益冲突、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一系列矛盾。后改革时代将更关注结构优化、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显然比从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刘传江:这个新时代叫“后改革时代”是不是合适我没有想过,大家可以讨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这个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第一个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增长,第二个是地区不平衡发展差距拉大,第三个是不同群体收入贫富不均的状况比较突出,第四个是协调发展、内生发展、和谐发展压力在加大。我觉得,现在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以前提出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比,其主题、任务、重心都不一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体现在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提高,还要体现在经济结构水平进一步优化,科技进步水平对经济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下降等诸多方面。

    任保平: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后改革时代主要是要完成此前改革没有完成的任务,还要解决新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增长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增长角度讲,此前是追求速度的增长,追求速度就是讲数量,而后改革时代,我们要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主持人:任书记是在实践一线作领导工作的,您是否同意几位教授的判断?您和您的同事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任军号:中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对全党、全国各级干部提出的重要工作任务。我们在地方工作,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个转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0年前,我们国家提出两个转变,当时是说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今天,党中央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些都是依据不同时代背景提出的。几位教授的观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宏观视野。但要真正落实到基层,从根本上实现发展方式转变,那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西部地区,现在连最初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要全部转到依靠科技和劳动者素质上来,这里面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无论如何,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如何体现?

    主持人:现在中央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质量,但许多人在写文章或发表讲话时,对“质量”的表述不同,对“增长”和“发展”也时有混用,各位怎样看质量的?

    任军号:我理解,经济增长就是GDP数量的增加,GDP就是增长之和,而“发展”的内容更丰富,要实现五个统筹,即注重经济和社会的统筹,人与自然的统筹,城乡之间的统筹,区域之间的统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统筹。增长强调的是经济本身,发展更强调以人为本。人是什么人?就是人民,就是普通老百姓。 

    白永秀:质量应该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客观和主观相统一的东西。低层次的增长质量我觉得是一种客观判断,而高层次的可能更多的是主观判断。我觉得经济增长质量有四个方面的标准,第一层含义是物质产品层次上的质量。产品质量本身是动态的。过去我们会说一双皮鞋穿30年就是质量好,后来变了,美观、大方就是质量好,再后来又更多地注意产品的新颖和时尚。广义上说,项目也是产品,甚至培养的人也是一种产品。这是物质层面的质量,是发展对象方面的质量,也是质量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我觉得是发展主体的人,人是发展的主体,也就是我们说的对象和主体,人首先要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要好。工作条件改善、生活条件改善，再加上人的全面发展,甚至人对现代文明的享受等等,也属于发展质量。第三层含义是从自然环境上说的,环境的质量很重要,你发展了但却给环境造成很多不经济,我觉得它也不是质量。第四层含义是发展的能力。我觉得发展能力首先是发展稳定不稳定的问题,还有就是发展协调不协调的问题,再有就是有没有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要讨论发展质量或增长质量问题时,必须把这四个层面放在一起讨论。

    任保平:我认为，发展质量总体上讲比较宽泛,而经济增长是从增长角度考虑问题。增长是有阶段性的,先有数量性增长,才会有质量性增长。质量怎么判断?是有价值判断的,是有优劣之分的。十七大提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快”是指数量,“好”主要是指质量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发展方式转变应是复合指标,数量性增长是靠GDP衡量,质量性增长要靠复合性指标。

    主持人:那么,在谈论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评价时,是用“发展质量”好,还是用“增长质量”为好?

    任保平:我认为,用增长质量比较好,这有政策文件的依据,从理论术语来讲,也是增长质量比较好一些。

    白永秀:我不同意,我认为,“增长”和“发展”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宽一些,“经济增长方式”的范围应该稍窄一些,是基础性的东西,“经济发展方式”涵盖了“经济增长方式”因素更多的东西。

    任军号:我觉得,“增长”只是指经济本身,而“发展”是除了经济本身以外,还有民生问题、社会和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发展”这个概念更大,内容更丰富。

    任保平:增长质量包括增长方式、过程、结果、潜力问题,所以这样更多涵盖的是增长引起的结果。优劣只能从结果判断,这一块不完全是在经济含义里面。因为增长引起一系列变化,比如城乡差距问题,环境问题也是由于增长形成的。

    白永秀:增长质量里面应该含有经济因素,但不纯粹是。

    任军号:我认为,增长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其他方面我们平时好像不叫增长。

    白永秀:我认为,经济增长不要只是限制在生产增长方面,消费增长、交换增长、生态的增长都属于经济增长里面。人们现在谈增长更多的是谈生产增长,限制到了很小的范围,而我认为,范围应该放得更大一些,涉及到生产增长、经济增长、增长方式、发展方式这四个概念的关系。

    任保平:我认为,增长主要是经济结构是什么,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什么。而“增长质量”是结果,即增长以后所引起的后果是什么。二者是不同的。

    白永秀:我认为,增长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状态,而增长质量的结果是发展,发展是一种结果,增长质量不是结果。

    任保平:发展是增长质量的一种结果,但也有只增长不发展的实例。

    主持人: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教授的观点显然不同,任书记、刘教授您们有什么看法?

    任军号:我认为“增长”既是结果也是过程,光注意结果不行,还要注意过程。举个例子说,一个孩子长个子的阶段是增长阶段,而发展,是孩子在长个子的同时,知识、经验、生活能力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不断丰富,才叫发展,而个头长高只是增长。

    刘传江:在我看来,增长肯定是量的增加,而发展已经包含增长的质量,如果没有质量就不叫发展了。前30年,我们的主题是在改革中求增长速度,求发展增量,尽快做大蛋糕,实现温饱和小康,甚至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经济富裕。增长肯定是把“蛋糕”做大,发展也包含有增长质量的意思。如果这个增长没有质量的话,那就不能叫做发展。不过,我想说的是,发展跟增长也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有时没有增长但也可以有发展。但是从长期、整体上看,发展还依赖于增长。

    任保平:发展有短期发展,有长期发展,发展不能长期和持续的时候,那发展也不能说是有质量的。事实上,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有质量的,一种是没有质量的。如果发展下去以后,光是人为发展,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这个发展也不是增长的。从逻辑关系上讲,是先有增长,增长以后引起发展,发展以后才有可持续性,这三者应当统一起来。

    白永秀:我的观点是,一种是与发展一致的增长,一种是与发展不一致的增长。我们讨论的显然是与发展相一致的增长。由此,增长是发展的载体,发展只有通过增长才能发展。不可持续发展不应当叫发展,而是“非发展”,那是一种灾难。我认为,发展应该都是正面意义的。

    任军号:我理解,增长是“骨头”,发展是就“既有骨头又有肉”,没有这个骨头也不行,但是光有骨头没有肉也不行。

    刘传江:我觉得“增长”与“发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发展应该是健康的增长,发展是往前走,发展是“向前”的概念。没有发展,没有“往前走”是不行的,但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发展、增长是朝着现代化的方向上走而不会偏离呢,这就需要调整我们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

    发展质量的评价是否有必要搞全国统一?

    主持人:刚才各位的争论很有意思,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思考相关问题。这里,我们暂且使用“发展质量”这个词。接下的问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或者说发展质量如何测度?经济发展指标中,社会发展、环境建设、资源保护这些方面的建设成果怎么体现在指标考核中?我知道任保平教授刚出了一本专著,好像书名叫《以质量看待增长》,您认为应怎样构建相关的评价指标?

    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是我在南京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完成的,洪银兴老师给了很多指导,中国经济出版社刚出版,30多万字。我的观点是:增长质量必须用一种复合指标进行考核。

    主持人:看来您还是坚持用“增长质量”来表述,我们暂且不争论,您说说您的指标体系构造。

    任保平:我认为，讨论衡量指标的时候,就必须讨论到经济增长质量所包含的“纬度”问题。讲质量增长有几个纬度,第一个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即结构要优化;第二个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即要消除短期波动;第三个是国民福利要提高,如果经济增长结果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经济增长也是没有用的;第四个是生态环境代价要最小化;第五个是经济增长放在国际范围内看要有竞争力,而且整体国家素质要提高。主持人说到的社会发展问题,就可以放在国民经济素质里面体现出来,生态环境代价可以放在生态环境指标里面考虑,比如通过单位产出污染指数、单位产出污染强度这些指标来衡量,具体通过总体指标把所涉及到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覆盖到里面。

    白永秀:我作点补充。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指标不能少。第一类指标是生活发展指标。它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个是生活质量,包括物品安全等;第二个是生活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文化的内容也在里面;第三个是生活管理,特别是生活管理机构的完善;第四个是生活协调;第五个是人际关系融洽。第二类指标是环境指标,至少包含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是环境保护指标,开发者要注意保护环境;第二个是建设方面,包括人均绿化面积、绿色产业等;第三个要有环境状态方面的指标。第三类是资源保护。这方面往往被人所忽视,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应着重强调。

    简单地说,资源保护指标可以有六个方面:一是资源的开采率。如矿产品资源,不能一发现就挖掉了,就开采了,还要重视储备,看看开采占储备的比例。二是资源的利用率。不能光看到开采了,还要看有效利用率有多高,看资源浪费了没有。三是资源的修复率。看你把资源用后是不是能够修复的都修复了,比如,煤矿挖掘后,你是不是把煤矿区弄平整,植树造林了。四是资源的补偿率。资源最重要的是补偿,补偿太低不行。五是资源的涵养率,比如我们的水资源、森林资源要给它有效保养,叫涵养。设置这些指标,就要通过这些具体指标约束来有效保护资源。

    主持人:关于具体指标设计的细节问题,有机会我们另讨论。我接下想请教的问题是:全国各省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指标要求?如果统一,对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是否公平?但如果不统一,是不是又会带来评价中的混乱?

    任保平:就具体衡量指标方面来讲,我认为,指标应该是统一的。质量是一个价值判断,是全社会统一的价值判断,因此衡量标准要统一。

    任军号:我不同意。我们国家地域面积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差异很大,不同的主体功能区按同样一个指标衡量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现在西部地区相当多的地方是生态脆弱地区,甚至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把这个地方的指标和东部地区放在一个水平上比较,可能和国家统筹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不吻合的。

    白永秀:您们的观点我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是,还是要全面结合起来考虑。如何结合起来,主要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个是要注意差别性和一致性的统一。最基本的就是任教授所说的价值判断,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落后地区也要达到。比如不能破坏森林,比如要提高资源利用率等,这是共性的指标,全社会应是统一的,不管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都要遵守。另一方面是高层次的指标要有差别性,比如产业结构方面的指标肯定要有差别,不可能是一致的,所以要把差别性和一致性统一,最基本的和深层次的要求分开。

    第二个是要注意发展指标和质量指标的统一。可能你们两人的看法不一样,一个是从质量指标上说,一个是从发展指标上说,肯定有差别。质量指标要统一,发展指标可以有差别。

    第三个是要注意限制性指标与鼓励性指标的统一。限制性指标,比如不能搞生态破坏,不能开发什么,这全部一样,你们两个是角度不一样,但是鼓励性的要有差别,鼓励性指标就是补偿性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引入补偿性的指标。想想看，我还没有发展,你东部发展后，就限制我开采了,那么你就得给我相应的补偿。所以,要有一些鼓励性的指标体系,鼓励性指标体系就是补偿。本来我这里靠挖煤靠打油井发展经济,现在中央提出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少挖煤多做国家储备,那么中央财政就得给我相应的补偿,这叫鼓励性的。

    任军号:有必要全国统一吗？事实上，许多方面中央并没有给各省市下指标,比如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中央并没有给各省市下指标。

    主持人:我理解任书记所说的是,可以搞一个省区内部的横向评价,但不一定要搞全国性的横向评价。刘教授,他们三位的观点显然又有了分歧,您有何评论?

    刘传江:他们三人所讲的,我感觉实质上涉及到三个不同层面。第一个是不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评价,这实质是一个综合指标的问题,我认为这要有一个综合评价。第二个问题是分类指标的问题,如果有指标体系的话,比如关于生态效益方面,反映低碳经济,碳排放强度,比如城乡一体化方面、城市化等指标,这要有一个指标。第三个其实也是分类指标,就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不好用数量来表述的。比如你的发展是健康的还是亚健康的,或者是不健康的,我认为也要有类似的指标。

    主持人:刘教授有什么建议?

    刘传江:在考核发展效果的时候,今后我们不仅要看物质财富增长,还要考虑生态问题,比如可以有一个生态GDP,或者绿色GDP,这两个指标是共同的,然后再加一些区别性的指标。我的观点是要构造这么一个指标,我叫它是“1+1+N”的指标体系设计。也就是说,保留一个传统的物质财富指标,再构造一个跟它很接近的生态指标,然后再加上N个小指标,反映各地的发展情况。比如可以考虑一个人文发展指数增长量,这个反映不同地区的差异。

    白永秀:衡量的内容可以一样,但具体赋值标准可以不一样。应该有差别性,不能全部统一。刚才我说过要有三个统一,除三个统一以外,可以在全国分成三类或四类,但也不能分得太细,不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都是有差别的,这个太复杂了。就是说,最基本性的东西要统一,但是涉及到深层次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应该是有差别的。        （本版照片均为杨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