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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古旧书业六十年
———《出版事业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新中国古旧书业》成果简介
郑州大学赵长海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事业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新中国古旧书业》（项目批准号为03CXW001），最终成果为专著《新中国古旧书业研究》和软件（古籍图录近二万幅），2009年9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课题组主要成员有：索传军、孙俊杰、薛晓君、陶钢、王自强、江涌、马越、张宏玲。
作为一个国家文明标志之一的古旧书业，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世界性文化事业。古旧书业在中国有辉煌悠久的历史，在发掘、保护、整理、传播、积累祖国文化遗产方面，有着其他行业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古旧书业研究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向来缺少系统全面的研究。本课题钩稽重大史实，梳理历史发展脉络，调研当前古旧书店现状，以期总结管理上的利害得失，借鉴海外成功的运作模式，振兴中国古旧书业。
该成果仿照志书体裁，以理论篇、大事记、书商篇、藏书篇、网络篇、拍卖篇、传媒篇、世界古旧书业概览构成著述部分。以可全文及主题检索的近二万幅书影，构成中国古旧图书图录软件部分。著述与软件共同构成这项成果的有机整体。
该成果在理论上首次提出古旧书业是以微不足道的经济面目出现的文化事业，是文化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新书业共同组成图书资料发行流布的有机整体。它既有专家品赏鉴定各类版本、赓续学术传统之功，也有普及文化、娱乐大众之用。是真正的雅俗共赏、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有机相融的文化事业。
在此基础上，成果进一步提出，古旧书业有补救文化政策过失、抵制长期封建文化专制之功；是开放的图书馆，更是唤醒历史记忆的博物馆；是文化精英和普通民众所共有的文化沙龙；近代古旧书业的兴盛，促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迅速成长和藏书文化的再度发达，并构成了当今绝大多数图书馆藏书的基础。
《新中国古旧书业研究》史论有机结合。“理论篇”辨析古旧书的定义，归纳古旧书业的经营特点，研究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影响，并进而提出振兴古旧书业的具体对策。以“大事记”、“书商篇”、“藏书篇”构成新中国古旧书业史。“大事记”在全面钩稽大量古旧书业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年月日系事，60年间人物、事件尽收一编，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书商篇”为孙殿起、雷梦水、陈济川等20余位有重要影响的书商作传；“藏书篇”则为郑振铎等7位在新中国古旧书业发展中有影响的藏书家作传。“书商篇”和“藏书篇”二者共同构成本课题史传部分。
该课题研究力求全面系统，搭建古旧书业研究的整体框架。“网络篇”通过对近10年来网上古旧书店的发展历程考察，认为网上古旧书店将是今后重要的经营模式，其中对“孔夫子旧书网”进行了重点研究；“传媒篇”介绍了古旧书业发展中的几种主要刊物，如上海古旧书店编印的《业务通讯》（后改名《古旧书讯》）、种福元先生编纂的《旧书交流信息报》（现改为《藏书报》）、齐鲁书社出版的《藏书家》、南京的《藏书》及北京的《书脉》等；“拍卖篇”则对国内十数家主要的古旧图书拍卖公司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古旧书业概览”从借鉴的角度，对“国际古旧书商联合会”（简称ILAB）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的古旧书业分别加以介绍，并由此得出结论：愈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古旧书业愈是繁荣；愈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其古旧书业必然悄无声息。
本课题既有理论的探索，亦有历史的概括，对古旧书业的具体经营亦有实际指导意义。网络篇对当今中国最大的古旧图书交易平台进行了详细介绍；拍卖篇则对如火如荼的拍卖公司进行了认真分析；软件部分“古旧图书图录”则是进行版本考证和分析市场行情变化的重要工具。
专家点评
这项成果的成就表现在：一是收集了完备的新中国古旧书业资料，二是构建了完整而全新的新中国古旧书业研究体系，是一部资料价值与理论性俱佳的著作。成果中的史料积累到如此程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附光盘检索之便利，分类之精当，足见作者对该领域钻研之深。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成果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项目批准号为04BZW01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09年12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有：吴海清、李茂民、田忠辉、韩军、张晓梅。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以历史时段为纲目，全书分为“导论”、“清末民初卷”、“20至40年代卷”、“建国后卷”和“海外汉学卷”五个部分。这项成果紧扣“古文论研究”的论述主题，着重探讨10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对古代文论研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所呈现的不同精神风貌、思想脉络和发展走势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并进而考察了每一历史时段古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该成果的创新之处有下列几点：
一是成功运用了“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将现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其发生发展的具体文化历史语境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考察。不仅关注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之间的关联性，而且还和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古代文论研究看作是某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产物，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话语系统。
二是坚持“反思”的立场，力求穿越研究对象本身的逻辑，透视它背后所隐含的东西。本课题属于学术史研究，可以说是“对研究的研究”。该成果坚持的“反思”立场则是要追问某种研究产生的文化历史原因，其思想背景，其意识形态功能，等等。
三是中西融汇的视野。即把现代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设置、大学教育、研究方法、评价准则等都一概看作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与某些西方文化理念互融、互渗、重构的产物，从而把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看作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在揭示其学科自身学术意义的同时，也揭示其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性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
该成果充分注意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内部的事情，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现代化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古代文论虽然是一个现代性范畴的文化论域，但毕竟是以古代文学观念为言说对象的，故而这一研究领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对古代文论在文化场中所处的历史和价值地位这一基本判断奠定了研究的基调，即把该问题放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范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现代命运的一个侧面的展现和表征来考察。成果不仅仅局限于古代文论的学科范围之内，而是通过古代文论来透视中国文化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面临的若干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该成果对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依据现代欧美文学标准建立起来的以审美性和自律性为主导的古代文论体系，以现代逻辑作为运思工具，以追求普遍性的求真心态和抽象化的概念话语作为工具手段，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差别很大。因此，某些古代文论研究不仅舍弃了许多不能归入现代文学标准下的中国文论资源，而且忽视了中国传统文论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尤其是抹杀了古文论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专家点评
这项成果不仅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做了系统、清晰的梳理，具有研究史的框架、规模和完整性，而且对该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资源进行了深入思考。作为理论色彩较强的文论研究，作者把理论意识的思路贯穿于整个成果之中，屡见新意，多有创获。
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
——《宋代科举与文学》成果简介
四川大学祝尚书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科举与文学》（项目批准号为04BZW02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08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一项研究宋代科举制度以及宋代科举与宋代文化、文学之关系的交叉课题，可以说是熔文史哲于一炉。该书除全面考察了宋代科举制度外，重点探讨了思想、文化和文学之间关系的三个问题。
一是对宋代科举主要文体诗赋、策论、经义的研究。宋代省题诗、律赋，此前的研究基本上是把它们当作一般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从科举程式文体出发，故所论多为隔靴搔痒。该书对宋代省题诗、律赋的题目和体制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宋代科场诗赋题目“礼乐刑政”化，而程式又极为繁密，讲究起承转合、体贴贯穿，严重影响了内容的表达，故对它们的综合评价不可能高，若从其体制和思想内容论，应该是很低的，这是宋人自己的定位。
宋代的场屋策论，此前也很少探讨它的程式化，更没有结合举子普遍使用“括套”这个“宋代特色”，故与场屋诗赋研究一样，与实际情况也很“隔”。该书认为，场屋策论虽是考试工具，又便于利用括套进行剽窃，但通过阅读和写作，以提高青年士子的识见与措置当世的能力，思路是不错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考策论的弊病也暴露无遗，不止扼杀了文体自身的活跃因素，更扼杀了无数学子的思想和青春。
至于宋代经义，该书分期作了详细考察，特别是研究了它的程式化过程，认为实行经义考试的实际结果，与统治者的期望相去甚远。概而论之，经义的流弊主要有三：不读原著，专事穿凿；剽窃旧作，全用套类；拘于程式，流于对偶。在写作上，宋代经义与律赋合流，演变为明清八股文，流毒甚广。
二是对宋代科举与相关思想文化、文学之关系研究。该书这部分内容达六章之多，所论问题此前很少有人探讨。作者发掘了大量文献史料，对科举与学风、科举与理学、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深入论述，大大丰富了课题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政治思潮、哲学思想对科场学风、文风的影响，探讨了四个时期的不同表现：仁宗时代的“太学体”；北宋中后期的“道德性命之学”；南宋前期的“乾（道）淳（熙）太学体”；南宋后期的科举理学化。宋宁宗嘉定特别是理宗以后，理学成为官学，逐渐控制了科举考试，并深度影响了元、明、清三代。
第二，以“科名前定”为核心的社会心态，是科举制度变革即糊名、誊录普遍实施的结果，因为糊名、誊录制造了许多悬念，其中隐含了太多必然、偶然或显性、隐性的制约因素，不仅使人无法把握，也让人难以捉摸，而“前定论”正好给出了最简捷而又不容究诘的答案，故在宋代极为流行，其影响也延伸到明、清。
三是对宋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科举对文学的发展究竟是“促进”还是“促退”?学术界的看法不一，认为促进、促退的都有。该书将科举与文学分为两个层面进行审视，即“外部效应”和“内部运作”。所谓外部效应，是指将科举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所谓“内部运作”，主要指科举考试，即从士子备考、场屋作文，直到阅卷、放榜的整个过程。在“外部效应”这个层面上，科举对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促进的；而在“内部运作”这个层面，对文学则是“促退”的，甚至两相悖反。这就避免了笼统地强说“促进”、“促退”的局限。
专家点评
这项成果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填补了两宋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空白；二是考证翔实、材料充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三是兼收并蓄，创新方法，如采用断代研究方法对宋代科举制度进行典型解剖；四是阶段性成果比较丰富，一步一个脚印，及时发表成果增进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
新人文主义中国影迹的学术追寻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成果简介
暨南大学朱寿桐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项目批准号为05BZW044），最终成果为个人专著《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2009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人文主义”在现代中国历来是一个具有相当美誉度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内涵夹缠外延模糊的概念。新文化阵营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人大力提倡人文主义，而制约新文化的力量也同样被称为人文主义，特别是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直接影响的学衡派文人，以及张扬儒学人文主义的新儒家，都纷纷取用人文主义概念。《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历史地论述了这种复杂的理论背景。
这项成果深入新人文主义的价值理念系统，首次条分缕析地理清了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内在结构，包括学衡派文人为主体的道德人文主义、梁实秋从文学批评立场出发建构的文学人文主义、林语堂倡导的偏向于个人性情表达与张扬的性情人文主义，以及新儒学人文主义。这些新人文主义都拥有崇尚传统与理性的理念核心，但在不同的思想主体运作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这就解决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思想理念的同一性与观念形态的多样性的统一问题。
这项成果的理论建树集中体现在外乎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意念理性的提出。新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在理性旗帜下克制人性的放纵和情感的泛滥而保持内心的自省与自律，因而新人文主义的主要理论功能是意念理性意义上的批判与观照，而不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倡导与号召，更不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推行与实施。意念理性是新人文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在中国的若干影迹中得以确认、把握的重要参照指数。学衡派文人倡导道德人文主义，但自己未必致力于实践这样的人文道德，他们更愿意将这种道德人文观以意念理性的形态为自己所锐意坚持和反复论证。梁实秋的文学人文主义仅仅用于批评，甚至从不用于倡导，于是他自己的创作兴味依然可以沉溺于浪漫。新人文主义在立足于意念理性建构的新儒家那里，有着十分明晰的影像。
将新人文主义理解成意念理性形态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新人文主义几乎在现当代文化历史阶段的各个时期都会被讨论甚至热捧，但很难落实到现代文化的运作层面。落实到社会文化运作层面的思想资源一般都已经取得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形态，而新人文主义作为意念理性的思想资源，常常只停留在被谈论的阶段———然而这种谈论本身又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项成果在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运作中新人文主义基本范畴的基础上，还大胆地将辜鸿铭的近代人文理念纳入新人文主义的范畴加以审视。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潜入辜鸿铭人文思想的内部，分析其与后来引进的新人文主义的近缘关系，并找定了它们共同的思想资源就是阿诺尔德的理论。这不仅使得辜鸿铭这一有价值的思想现象在现代思想流派上有了某种学术归宿，而且也开阔了新人文主义的精神领域。
总之，这项成果较为科学地完成了对新人文主义中国影迹的历史把握，揭示了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的精神特征，由此出发判别新旧人文主义的原则分歧，从而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新人文主义影迹提出了分辨的原则，在理论上有效地实现了对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学术把握。
专家点评
这项成果的主要建树有：从根源处弄清楚了“新人文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解决学术问题的严肃态度；通过对相关人物和史料的详尽挖掘，系统考察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学衡派的解读无论在理论范畴上还是在阐释方式上都富有新意。
福建刻书与明代小说的发展
———《福建刻书与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成果简介
福建师范大学涂秀虹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福建刻书与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项目批准号为04CZW008），最终成果为专著《福建刻书与明代小说的发展》，拟于今年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有：刘海燕、陈旭东。
《福建刻书与明代小说的发展》主要探讨福建刻书与明代小说发展的关系。福建刻书官刻、私刻（家刻与坊刻）都很兴盛，尤其以建阳坊刻影响最大。建阳在宋元明三代都是全国的刻书中心，这项成果所探讨的小说刊本多出于建阳书坊，所以，在福建刻书中以建阳书坊为主要考察对象。
建阳书坊对推动古代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比如，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明代前期的小说刊本《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都出于建阳书坊。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之后，建阳熊大木、余邵鱼的小说编撰，标志着长篇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由建阳书坊编撰和刊行的很多小说都具有开拓新题材、开创新文体的意义，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北宋志传》、《列国志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小说，开启了说岳、说唐、杨家将、列国志、包公等小说题材的创作。建阳书坊刻书尤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版本繁多，研究古代小说的版本无法回避对建阳刻本的研究。
建阳刊本小说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现存建阳刊本小说主要为讲史小说（包括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公案小说，而在明中叶就兴起的人情小说则几乎没有。这与福建特别的人文环境，尤其是朱熹理学对建阳的影响有关。建阳刊本在印刷版式上有很多创造，如上图下文的版式、上图中评下文三栏的版式、上下双栏传奇小说合刻的版式、上栏刊诗中栏刊图下栏戏文的版式等等，版式丰富，有利于通俗文学的普及和推广。如为人们所广知的“英雄谱”，就是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合刻，是书坊很特别的刊行创意。此外，建阳书坊集编辑、出版、发行为一体，初具现代出版社的雏形，有利于通俗文学的发展。熊大木、余邵鱼等小说作家出生于书坊世家，邓志谟、吴还初等人长期在建阳编撰小说，专业作家队伍开始形成。
以此可见，研究福建刻书对于研究明代小说的创作、版本、传播，揭示小说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项成果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了福建刻书与明代小说发展关系之大概，将福建刻书置于福建地域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观照，对福建刻书兴盛的原因、福建刻书与闽学及朱熹思想的关系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这项成果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文献学、校勘学、目录学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史的研究和文本的分析。在学界对于明代小说版本、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之于明代小说发展的意义。由于刊本繁多，建阳刊本小说构成了明代小说史的主干。明代的讲史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多由建阳书坊组织编撰与刊刻，明代小说发展的面貌与建阳书坊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该课题还从建阳刻书和建阳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讲史、神魔、公案各文体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从福建刻书的角度观照明代小说的发展，对于小说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和补充。
在历史面貌的线性描述基础上，这项成果选择了建阳刊本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些版本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熊大木编撰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进行个案研究，并各有侧重地讨论了诸如繁简本关系、简本的文本特征和传播意义、建阳刊本小说的编撰方式和销售策略等问题。
专家点评
这项成果的特色在于：资料钩沉与理论分析并重，宏观勾勒发展规律与个案剖析深入阐释相结合，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合理运用，从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赞佩的成果；不仅使人们形象、直观地感知了福建刻书与明代通俗文学发展互为促进的关系，而且从理论上深刻把握了二者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特点背后的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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