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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自1980年7月1日成立以来,已经走过30年不平凡的历程。30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党史研究室会同有关方面，团结带领全国党史研究人员和党史工作者，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在党史研究、党史资料征编、党史宣传教育、党史事件和人物纪念、党史遗址保护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功能，在中央党史研究室迎来建室3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部分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撰文，对这30年来的党史工作进行回顾。
初 创 时 期
参与筹建党史研究室
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室原主任牛云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参与了筹建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对党史研究室成立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3月，中央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亲任校长，并调胡耀邦任副校长。胡耀邦到任后，在和有关同志谈话、座谈时指出: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林彪、“四人帮”对历史、党史都有很大的篡改、歪曲;党校教学要讲历史和党史;要搞出一本党史教材，先搞个计划大纲，画个轮廓，报给中央。6月，胡耀邦安排党校干部工作时，宣布由我和杨慧芳筹建党史研究室。他也讲了中央的意见:叶剑英提出，华国锋同意，成立一个党史研究室，趁老同志在，还可回忆党史。党史研究室设在中央党校之下，但高于其他教研室。他还就如何写党史谈了想法:要从一声炮响写到现在，60年，40万字，三到五年写成。到10月中央党校开学时，由于中央对怎么写党史的问题还没有定下来，胡耀邦要我参加了第一期学习。
1978年春，我学习结束后，开始着手筹建党史研究室。这时，杨慧芳提出不愿离开自己原来的专业，又调谢筱遒和我一起工作。随后，根据胡耀邦的设想，准备在党校南院盖一栋六层楼，供党史研究室办公。但由于资金问题，没能实施。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成立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的考虑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的党史研究室，以适应形势和工作的需要。1980年1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中发〔1980〕9号文件)，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党史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初步审定全书书稿。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编写工作。胡乔木任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华楠、李新、廖盖隆任副主任。还规定，党史研究室附设于中央党校。
1980年4月，廖盖隆作为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来到中央党校，找我和缪楚黄等人一起看房子、调人。这时，冯文彬想把党校北院主楼西边的配楼给党史研究室使用，我们觉得还是党校南院好，最后他同意了。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党史研究室的行政、后勤工作由党校代管(1981年下半年分开)，党史研究室主要是调一些专业干部，原则是先借后调，主要是从北京各单位调。我和廖盖隆一起到中央组织部，商量了一个调人、借人名单。这样，到6月底，从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借调了30多名专业干部。
7月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中央党校北院第四教室召开。胡绳、冯文彬、华楠、李新、廖盖隆等出席大会并讲话。那时，党史研究室分为10个研究组，分别研究党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历史。
在乔木、胡绳领导下编写党史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韩泰华
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前的一周，我就按照要求来报到了。
胡乔木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但成立大会那天，他因有事，未能出席。会议由胡绳主持。我记得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邓力群、冯文彬、华楠、李新、李锐、李琦、逄先知、廖盖隆、马石江、谢筱遒、王明哲、郑惠等同志，还有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央编译局等有关部门的代表。从全国各地借调来的十多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在这次会上，首先传达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决定有关精神，说明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主要是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完成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与会同志热烈发言。我是大会记录，但对有些发言者当时并不熟悉，他们的名字都是与我坐在一起的李樾告诉我的。
在建室初期，为了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需要，曾从全国各地借调了一批骨干力量。诸如北京的李践为、马齐彬、王渔、金春明、杨树先、林蕴晖、滕文藻、陈世英等;来自外地的有郑德荣(吉林)、唐培吉(上海)、王学启(杭州)、左志远(天津)、郑应洽(广州)、陶凯(武汉)、韩泰华(山东)、胡象(军队)等。随后，还有缪楚黄、刘经宇、王淇、戴鹿鸣、王鸿模、王朝美、佟英明、席宣、孙瑞鸢、裴棣、周承恩、邱东、刘振起、黄修荣、叶心瑜、王沛等一大批同志先后直接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这时，除了我正式调入本室外，其他被借调的同志，都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当初，负责行政工作和党务工作的是牛云霄、张亨林、朱述恭等同志。
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全室同志都是以室为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被分配在“二战组”工作，主要是在胡乔木、胡绳领导下，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胡乔木对党史的各个历史时期和重大问题的编写，都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意见。胡绳更是呕心沥血带领大家编写党史，而且抓得很细，把具体的修改意见，都写在清样稿上。为了编写党史，我们经常跑中央档案馆和有关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同时，进行了许多实地考察和访问活动。特别是通过对一些老将军、老红军、老同志的访问，我们征集了一批非常珍贵的口述资料。
党史工作多方展开
力促地方党史工作稳定发展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李传华
地方党史工作始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时期,一度是比较活跃的。1988年机构改革后,地方党史部门或“留”或“撤”或“并”或“降”,前景不明,队伍不稳;而当时的“主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编纂任务基本完成后,没能及时转移重点,工作有些停滞。1992年我接手联系地方党史工作时,中央党史研究室还是中央直属研究机构,是事业单位,对地方没有“业务指导”职能。
我们首先从《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史料丛书和《毛泽东的足迹》领袖纪实读物这两个项目开始,强化组织、协作。同时,搞调查研究,摸清地方党史工作的现状,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突破口。
地方党史工作面临的问题无非两个:一是改善外部环境,要求党委重视,让党史工作确有“地位”;二是改进自身工作,突出重点,开拓领域,使党史工作更有“作为”。我们考虑,鉴于体制和条件,解决前者不在我们职权范围之内,只好暂时“按下不表”,而从后者切入则比较现实和顺手,让大家都先在自身的业务工作上多出成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在1993年4月召开的全国党史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就着力引导大家认真落实党史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具体商议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编和专题研究工作。我们向各地提出了开展这一工作的原则、思路、方法,在布局上建议从“前七年”和“新时期”两头展开,渐次向中间两个十年推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上,首选了《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中国农村的变革》两个全国协作项目,也初定了一些部分省市合作或单独承担的编研项目,都作为“必成”至少是“期成”的任务落实下来。各地对此基本满意,但满意中又有不满足,主要意见还是那条,即党的领导问题、党史工作的地位、作用问题,希望中央讲话,面对党委讲话,讲点硬话、管用的话。
这个意见不无道理,这件事当然要办,关键是时机,要在一种水到渠成的态势下才能办好。1994年,这个时机来了。这就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通过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央在推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对中共党史的学习、宣传、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时我们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受到四中全会决议的鼓舞和启示,深感机遇难得,应该乘势而上了。室里立即报告中央,恳请胡锦涛到我们这次会上讲话。我们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了应允。这样的事,这样的“格”,中央常委到党史会上讲党史工作,是建室以来头一次。那天锦涛同志的讲话,全篇2700字,简约而又丰富,平实而又深刻,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其中,特别是概括党史工作地位、功能的两句话“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和要求党委重视、加强领导的十六个字“健全机构,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尤具“含金量”。前者使人从战略高度看党史,后者则具有可操作性,都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硬话”、“关键的话”、“管用的话”。各地党委和党史部门反应之强烈、贯彻之坚决,前所少有。我们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紧盯着这件事,反复抓统一思想、落实措施、改进工作,真使了点狠劲和韧劲。这篇讲话、这次会议确具转折意义,地方党史工作局部存在的沉寂、停滞现象由此消减,逐步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简史》诞生记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 威
1995年，我从原中顾委薄一波同志处调回中央党史研究室任副主任。中央历来非常重视党史工作，我印象里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1998年，当我室将筹备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的方案上报曾庆红同志后，很快就得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这进一步明确了党史工作的任务和目的，也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全室同志。
1999年3月上旬，中组部张柏林副部长来室宣布:中央已同意龚育之同志提出的请退要求，室里的工作，副主任由陈威牵头主持。会后，曾庆红同志在听取我室的工作汇报时，谈到他已调任中组部部长，全党有6200万党员，需要编写一本简明的党史读本，供全党同志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我问:20万字够不够?他说:10万字左右就行。回来后，我报告了胡绳主任，并召开室委会落实这件事。
室委会决定由我负责抓简史的编写，并从各研究部门抽调了张树军、李蓉、王素莉、张化、孙大力、陈夕等中年业务骨干组成编写组，全力以赴，务求在建党80周年前夕出书。
编写组成立以后，多次开会，讨论书的框架、布局、写法。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反复酝酿，逐步明确了三点:一是准备在建党80周年推出的简史，时间跨度长，要充分反映80年来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以正面宣传为主，给人以鼓舞、信心和希望。二是对党内出现的失误和挫折，不回避，但由于篇幅所限，点到为止“宜粗不宜细”。行文力求准确、简洁。三是努力做好党史研究室优秀成果的转化工作，不“另起炉灶”，即以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蓝本，进行“浓缩”，既可保证简史的质量，又便于操作。这些问题明确后，分头进行试写，效果不错，大家心里有了底。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写出征求意见稿后，请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提出修改意见。我记得当时请了滕文生、王沪宁、郑科扬、桂世镛、刘华秋、刘云山、白克明、邵华泽、陈福今、金冲及、张竹梧、龚育之、李君如等同志。石仲泉参加了书稿的修改。2001年1月孙英主任到任后，参加了书稿的最后审定工作。大家争分夺秒，日夜兼程，终于在6月30日召开的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向党的80周年献上了特精本《中国共产党简史》。
这件事已经过去9年了。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三点:一是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不仅提出了编写这本书的创意，而且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认真审阅了16万字的书稿，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教育和鞭策。二是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资政育人，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适时、有针对性地推出不同版本的高水平党史教材，是落实这一任务的重要载体，是我室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努力做到出好书与出人才同步。当年参加简史编写的中年骨干，如今都走上了我室各部门的领导岗位，挑起了业务工作的大梁。
学 风 学 人
胡乔木与党史编写工作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
我是1986年底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胡乔木对室里工作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指导，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十分亲切的记忆。
乔木同志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单位是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在胡绳接任主任之后，他作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具体地指导着室的工作。仅就我到室工作以后的情况来说，他找室的领导班子集体或单独找我个人谈党史工作，就不下20次;每次谈话，他都提出有关党史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并且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精辟的见解。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前后，党史研究室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是同乔木同志的关心、支持、推动和指导分不开的。
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是1990年初我室向他汇报工作时，由他直接确定下来的。此后，他曾多次同我们一起探讨编写的指导原则、框架设计和写作要求，全书的提纲也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拟定并由他亲自批准的。在编写过程中，他还对若干重大问题系统地谈过自己的意见。经过编写组同志的努力，全书的初稿在1991年初完成;之后，在胡绳主任主持下进行修改，大约在6月写出送审稿。乔木同志在着重审读本书的第六至九章后，感到比较满意。根据他的建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杨尚昆主持下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原则上批准了这本书的出版。为了提高本书的质量，他在送审稿上写下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他还在会上说，为了表示领导小组对本书负责，他愿意为它写一个题记。
在我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过程中，乔木同志更是作了精心的指导。他提出，对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较大型的党史书籍中，是不应当回避的。根据他的指示，并经他亲自修改、审定，党研室将对党史上九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的处理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并且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意和批准。
乔木同志在审读党史上卷的部分初稿时，还提出过许多具体的意见。比如，他认为初稿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叙述得不够充分，于是在“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这个论断之后，亲自加写了以下文字:这次革命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他还要求在“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这个论断之后，阐明以下的事实，即“尽管如此，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这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改，不仅把辛亥革命的意义讲得全面了，而且把辛亥革命流产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间的历史联系也讲清楚了。
我室的学术奠基人胡绳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我是1995年初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来室之后，胡绳提出“三子工程”:一是盖房子(建机关大楼);二是抓本子(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多卷本);三是搭班子(健全室、局、处领导班子)。我是负责参与抓本子的。在我看来，胡绳对我室有三大学术贡献。
首先，主编和指导编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本大书。一是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该书先后印刷800多万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党史本子。二是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同时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断代历史(1921-1949)著作。胡绳不仅具体指导该书写作，而且数次审阅、修改全部书稿。以后又经他同意，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于2002年出版。尽管没能看到修订后该书的最后出版，但他对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宝贵意见仍然是修订的具体指导思想。三是指导编写和审订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从1994年起，在他的指导下就已着手启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工作。1995年7月龚育之同志来室工作后，这项工作具体开始，到1998年秋，胡绳同志审订了全部中卷稿。将要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就是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三本大书，如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样，将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镇室之作。
第二，聚集、组建和培养了能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发挥中坚作用的学术队伍。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他最初任首席副主任，协助乔木同志主持党史研究室工作。党史研究室是白手起家，能发展到今天，他的艰辛开拓奠定了厚实基础。就学术队伍而言，他广揽人才，云集了廖盖隆、李新、缪楚黄、龚育之、郑惠等党史大家，同时还从党校系统、高等院校调集了一大批长期研究党史的骨干力量。如今，我室活跃在学界的一批老、中、青学者，被誉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国家队”。
第三，形成了在政治性较强的学术机关研究中共党史的特殊学术风格。这种学术风格的主要特点是:努力阐发和宣传党的理论与政治主张，关注思想文化发展态势;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思想缜密、辞章考究，倡导信史、实学、新知、美文;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既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史学界许多学者都很推崇并努力践行这种学术风格。
龚育之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周承恩
说来龚育之与我还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不过他是1948年入学，我是1950年入学。他学化学，我学历史。他于1951年因病休学，长期住院治疗，病好后直接到中宣部工作。我真正与他相识，则是30年后的事了。
1980年，我从北大借调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当时老龚已是毛著办公室(不久改名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由于专业相关，此后对他所发表的著作文章，以及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报告，我都很注意学习，也是在此时，我才与他相识，并有所接触。通过学习和接触，逐渐对他有所了解，觉得他才、学、识俱佳，颇有史学大家的风范。
我与老龚真正同处共事是在1991年。那年是建党70周年。大约在1990年5月，胡绳带着党研室的一些干部到胡乔木家中开会。我当时担任党研室二部的副主任，也参加了这次会。会议内容就是讨论党研室关于纪念建党70周年的筹备工作。根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胡乔木和薄一波)的意见，党研室要在建党70周年时，写出一本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的较为简明的党史。会后，在胡绳直接主持下，很快启动了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作为纪念建党70周年的主要项目，这本书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依据胡绳提出的编写大纲，全书分为九章。建国前五章，建国后四章，由党研室一、二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建国后的第六至第九章，由戴鹿鸣、周承恩、席宣、郭德宏分头起草，要求在年底前提出初稿。
为了提高质量和加快进度，胡绳特意请来了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与沙健孙、郑惠等一起组成全书的统改班子。1991年元旦刚过，他们就由胡绳亲自率领，进驻玉泉山，全力进行统改工作。建国前的五章，由金冲及、沙健孙负责统改。建国后的四章分别由龚育之(负责六、七两章)、郑惠(负责第八章)和胡绳、沙健孙、王梦奎(负责第九章)统改。统改组由胡绳主持，对初稿逐章进行讨论。讨论第七章(“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时，我参加了。讨论中对这章的初稿基本是肯定的，记得金冲及同志还讲了一段鼓励的话。但我自知初稿充其量也就是一般水平。要达到胡绳要求的高质量，只能依靠老龚改写了。
过了一段时间，老龚统改的稿子回来了，一看果然很多都是改写的，其余部分也在原稿基础上作了不少修改和补充，虽然大的结构和基本史实的叙述没有多大改变，但对一般史料的取舍布局做了不少调整，还补充了若干鲜为人知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对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增写了许多深入的分析和新颖的论述，又采取了虚实结合、夹叙夹议的写法，大大提高了全稿的理论性和生动性。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1991年9月出版后，好评如潮。这部书获得了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胡绳委托老龚为代表去领了奖。老龚后来也多次讲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贡献，但他讲这些贡献时，大都是与胡绳联系起来。而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即将定稿时，在玉泉山上作了一首诗，并写成立轴，送给“育之同志”。诗云“:园深草长树成峦，叶茂阴浓顿觉寒，不是花时空斗艳，枝头新果累如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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