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释精严　超越前贤

    秦汉时期政区与边界地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内传统性的又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辛德勇教授在其新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面对这一甚具学术价值同时难度又很大的课题，不囿于已有诸多名家权威学者之成见，通过广搜博采，辨疑释惑，以新的学术视野与理论观点，对相关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确如一些专家所论，堪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精品成果之一。

    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这一重大事件而言，因是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法令与度量衡意义同等重大的一项开国擘划，因而自西汉司马迁始，即对之十分关注。迄至上世纪中，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一的谭其骧先生，集清儒以降考据研究之大成，发表《秦郡新考》一文，一一指认三十六郡之名目，几已成为定论。然而本书作者却从清以来诸多学者所定此三十六郡名目之异同中，分类排比，逐一分析，在进一步论析了清人钱大昕将《汉书·地理志》中所记三十六个秦郡作为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设之三十六郡不合史实不足凭信后，转而发现刘宋裴所定之秦三十六郡，实际上是根据当时所见之系统史料录写而成；因而对之重加考释，获得肯定结论。同时，在论明秦初并天下分之为三十六郡是秦始皇刻意所为后，遂得出秦始皇二十六年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即将这之前已设立的四十二郡裁并析分为三十六郡。由于考释精严，这四十二郡与三十六郡之郡名均一一考定，并绘成示意图加以标示。经过上述精细研究而又严谨论述之后，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设之三十六郡的名目与大致分布区域，基本上厘清；也化解了前贤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所发现的难以作出符合史实解说的困惑与无奈，并且使整个秦代郡级行政区划设置之变迁历程也昭然揭示出来。

    书中所论及的两汉州制，本为后世诸朝最高一级政区的渊源，自是我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基础性问题之一。然而，对这一重要问题，由于今本《史记》失载，而《汉书·地理志》对汉武帝时之十三剌史部所记前后不一，因而迄於近代，学界对之仍无明晰结论。后至上世纪30年代中，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顾颉刚、谭其骧师生二人经过相互辩难切磋，分别著成《两汉州制考》与《两汉州制考跋》，方使这一研究向前大为推进了一步，遂成一时不易之论。本书作者在发现顾、谭二位前辈学者所论大部分内容还有进一步商榷处，特别是对西汉州制起源之本质特征未见触及后，即从廓清两汉时设置的州与剌史部原为两种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入手，再依据两汉400余年间内外政局变化与疆域扩缩史实，依序将西汉文帝十二年初设之九州、武帝时改行之十二州及之后设置的十三剌史部以及加上司隶校尉负责京畿地区之“中州”所形成的十四大区等之名目逐一订正厘清，还将它们之裁分并合状况论明。

    就秦汉时期边界地理而言，以西北地区情况最为复杂多变。作者从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张家山汉简记载西汉初年县道建置史料、直道北段走向经行及相关历史事件入手，做了大量考释，提出不少新解；其中以对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的辨析着力最深。在考释中，作者依据史籍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结合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河形势及其变化，对由阴山高阙至阳山高阙之关隘推移问题等均作了精辟论述。

    至于西汉时之东南边界地区，由于以往学者论及当时之边患，往往只着重西北地区，对之多有忽略。本书作者对这一问题别具慧眼，从《汉书·武帝纪》所载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这一事件论起，首先从史料角度，遵循古书通例，对我国历史人口地理权威学者葛剑雄及作者业师史念海先生否定《汉书·武帝纪》所载上述史实进行了驳正，从多个方面论定了上述史实是可信的，而非“衍文”或“有误”；进而又分析了会稽处于西汉时东南边患最为严重的区域，向其徙民正是加强东南边防重要而必需的举措。从而为西汉王朝东南军事地理研究补上了一项富于新知卓见的成果。

    当然书中也有微疵与不足之处，主要在所论及的一些问题，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为因应疆域拓展与加强管控之需要增设析置之四十八郡以及汉文帝十二年始设九州视察区等，因史籍挖掘与新史料发现不足，尚多推测成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对此当然不能苛求作者。但我们也期待作者能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努力，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并加大研究深度，使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更臻完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