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研究

    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诗经学史》（批准号为02BZW025），其最终成果为专著《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郭万金。

    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其与其余四经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诗”与“经”的双重意义，同时又是与周代礼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周代礼乐文明的载体，也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产物。关于《诗经》的结集，众说纷纭。考之历史，参之经文，《诗经》在成书过程中，至少进行过三次重大编辑整理：第一次编辑在周宣王时，所结皆为典礼用诗，即所谓之“正经”部分；第二次编辑在平王时，所续主要为“变雅”及“三卫”；第三次为孔子手定，主要增“变风”部分与鲁、商二《颂》。

    《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由文学而转向经学，这是《诗经》学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大转折，它经过了由“诗”而“经”而“经学”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赋诗言志”，即诗以文学的灵动性出现在会盟燕享的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是“诗”作为“文”的一面——“诗”可以使语言变得活泼灵动，使人变得文采飞扬，使庄重严肃的会盟燕享变得情趣盎然起来。这一时期的“断章赋诗”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把握了诗的品格，体现着诗之所以为诗的无限可阐释性。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演出了《诗》学史上最具灵性的一幕，也绘出了文学史上神采飞扬的一页。

    《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诗”而升为“经”，并肩负起传承礼乐文化的使命，广泛地渗透于儒学理论架构的时代，即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创者是孔子。孔子所作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是对《诗》的重新编订。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因“三百篇”为孔圣亲裁，自然奉之为经。在《诗》升而为经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诗学诠释倾向，一种是以《诗》为理论根据与文化思想资源，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体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另一种是建构诗学理论，确定《诗》的经典意义。

    第三个阶段是《诗》之经学研究启动并逐渐经术化，即周秦之际至西汉宣帝前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统一王朝确立与巩固的时期，中间经过了秦皇的焚书坑儒，因而这个时代较为复杂，其间可注意者有三，一是《诗》学诠释专著的出现，二是为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而进行的新的《诗》学诠释体系的构建，三是经学的经术化。

    第四个阶段是经学的极盛与成熟，这主要指元、成之后的汉代经学。所谓“极盛”，主要表现在经学流派、讲经之风、著述之兴诸方面；所谓“成熟”，主要是以章句之学的昌兴为标志。

    刘毓庆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通过对《诗经》经典化历程的深度阐释，大体梳理了中国主流文化精神的演变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中国文论与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过程；完成了《诗经》从文学到经学的历史勾勒，指出《诗经》虽因由文学向经学这一转变而丧失了其作为文学的鲜活与灵动，却获得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从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她作为经典文化体系的一分子，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