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真心英雄

    记得一句曾经的流行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很是传神!它让人时时忆起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我们回眸68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当我们再次邂逅第十五届“群星奖”舞蹈比赛(以下简称“群星舞蹈”)时,一种无边的感慨再次袭来……

    从群众中来

    应该说,“群星奖”是政府行为里与大众距离最近的一个举动。因为它的来源与我们一以贯之的立国方略休戚相关,亦契合群众文化发生的基本立场和艺术的源头思维。说它源出于“国策”,在于起自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新中国文化方针(具体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奠定,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日益繁荣、文化风尚日益开明的时期,全体民众的思维健康度达到了极佳状态。于是,才有了新中国的确立和“三大法宝”的界定。而接下来的数十年,“群众路线”不仅成为党的生命线,也成了文化工作的思维基础。

    “群星奖”的设立便是此文化精神之必然延展,也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提倡与文化选择之必然要求。虽然不免有些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但却充满了文化现实的真实性,很有文化质感。言其切合群众立场、符合艺术发源规律,在于“群星奖”应是真正的群众创造,它的两个维度落实在“群众是基础”、“群众更是归宿”方面。一则,群众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应是在关注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上,发现他们的天才的创造性;而这“创造性”又是不脱离大地和草根情怀的、发自乡土内心的激情点燃。它是没有空洞说教的本真表露,是摒弃浮夸形式的真情告白。另一则,这种行为的原初意义是“为了人民”的,而运行的最终旨向同样是“为了人民”。因为,当一种文化风气流行于平民文化层面时,它会裹挟着历史进程构造出一种文化心理,久而久之,这种文化心理会由有意向“自然”状态发展,逐渐生成一种人文关怀,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最终影响“大众文化”的立场与走向。在此意义上的“群星奖”,作为一种文化建设,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民众的视角决定了“群星”的意义,也只有民众的需求,才能决定“群星”的价值及其走向。

    到群众中去

    “群星奖”的文化抉择必然左右其文化特质,也必然造就其文化性格。“取之于民”的“群星奖”创作,其最终目的在于“用之于民”,“群星舞蹈”创作与比赛,应该在民众性(大众化)、民族性、自发性、主动性等方面构建自己的文化品质。首先,民众性或大众化乃“群星舞蹈”之本质追求,无论参与者的职业背景如何,凡介入此视阈者必须以群众文化的立场为立场,不可随意嫁接其他属性的“文明成果”,这是维护“群星奖”比赛观念纯洁性的前提。尤其是那些职业舞者出身的人,应力戒职业习惯和思维定式对“群星舞蹈”的侵蚀乃至污染,在精神意蕴上保持其“草场味道”。其次,民族性是现实操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可因为普适性的偏向强调而削弱了对地域文化、民族特征的把握。一种文化的根性意识,往往见诸于底层文化的观照;而底层文化的根本特质大多体现出一种民族精神,因为人类文明的主流脉象存于民族性格之中。再者,“群星舞蹈”应是民众自发创造的结果,它更多地存续于民众生活当中,是民众思维的自然流淌,较少装饰性,更多原发性。最后一点,即是主动性。“群星舞蹈”应是民众主体意识凸显的表现,是他们主动参与、积极思考的成果,带有原生文化独有的“草根性”,审美之感的粗放性往往构成它的基本表达。总之,还原于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并强化其特征,才是“群星舞蹈”乃至所有群众文化创作应该具备和必须坚守的内容。

    群众至上

    当然,必须看到,“群星奖”是政府行为,“群星奖”的主旨是“在培育文化主流思维的前提下,倡导民间文艺的合理流向;在保有‘民间性’、强调‘草根文明’属性的基调下,适当推动民间艺术的合理开拓。与纯粹的艺术创作相比,‘群星奖’作品更趋向于对文化资源的回省与贯通,尤其关注民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泥土气息深厚的民间创造;但同时,‘群星奖’作品又不同于纯然意义上的‘草根文化’,因为它最终采用了‘作品’的方式呈现与存在,以‘民间艺术创作’为旨归在追求着,因而它无论如何难以脱离‘舞台或广场的艺术表现’这一类别的属性规限。”这意味着,“群星舞蹈”的最高利益是“群众至上”,因为民众的根性意识直接左右着它的存在;这意味着,“群星舞蹈”创作须在观念、行动上沟通民间与舞台,在融会贯通中形成自己的“文化链”,它的任务就是在人文与艺术之间、在原生文化与主体创造之间形成表述成果。就属性而言,“群星舞蹈”既是民间文化事象的特殊存在方式,又具有艺术创作职能,是“草根的升华”、“传统的变异”、“文化的更新”。

    当然,还需说明的是,“群星舞蹈”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活文物”的属性,终极意义上,它仍然是创造的产物。但它与专业舞蹈创作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它的“群众观点”。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才是“群星奖”及其舞蹈比赛的初衷和最终旨趣。